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学校就在离海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这是个小地方，但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好处。这里静得很。我继续寄住在一户加拿大人家里，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在安静的环境中度过了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我是一个文科生，选了新闻写作、英语写作、一战历史、社会学、政治等五门课程。课堂里没有任何别个中国学生。开课后才几天，纽约的世贸中心被炸掉了，死了一些人。然后就是各处恐慌，连这个小地方的商场、超市也时常清场。教师们对此事闭口不谈，似乎一切如常。我坚持认为这种不联系一点实际的课程是没有用处的。在各方面作用下，我变成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了。
政治课的主题是对比政府(Comparative Government)，班级不大，我是唯一的非白人。班里的其他学生，有很不少连温哥华也没有去过，一生都缩在这个小岛上，但仍做出业内人士的模样，端起架子，满嘴放炮。可以想见的，那位教员自然还是满口胡言。这是校里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系的主任，一位颇上了点年岁的老头。他最喜用戏谑和嘲讽的言语挖苦一切非美国式的政治制度。英式的议会民主在他的眼中都如同废铁一般，其它的更不用提。
我对此人殊无好感。他晓得我是中国学生，于是经常用上帝般“慈悲”的目光怜悯地注视我。
我最憎恨这类足不出户、没有大脑的井底之蛙。我托国内的一位同学寄了套旧军装来，并一直穿着它出出进进。军装的质地是很好的，穿起来很暖和。
在其他各课上，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我刻意用幼时留下的浓重美国口音和同学们客套，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
但是愤怒在我的心中不断增长。这时，强烈的仇恨使我几乎要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了。我初次读到了辜鸿铭的书，并越来越爱不释手。
这个时候，学校里请到一个体态臃肿的西藏喇嘛，来做一场叫“我的国家，我的故事”(My Country, My Story)的所谓报告。台下坐满了菩萨心肠的岛民，我和几个朋友破门而入，一进门就把校方粘在墙上的宣传单撕了下来。我向到场的人发了些反战网(www.antiwar.com)上关于西藏历史的一点基本资料，但是大会的组织者把我拦住了，叫我不要捣乱，“这个人已经吃了很多苦”(This person has suffered a lot)。我告诉她，我才是吃了很多苦，你看看他那副灌得脑满肠肥的样子，再看看我，来这里以后瘦了十几磅，究竟是哪个在吃苦？
她很恼怒我这样的“愤青”表现，要赶我走。但我还并不想走。我安安稳稳地坐下了，听完这一场梦话。
世界局势日新月异，但是对这个小岛上的人们影响甚微。在寒假中，我去了多伦多。我的一个表兄和他的妻子在那里工作。
他们两个都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往来无白丁”，与他们交际的也大多是同校的老学生。我小的时候，对这些人是很崇敬的。但这时我再看他们，发现他们的骨头已经软得不行，就要蜷在一起了。
我在那里和表兄发生很激烈的争执。这个名牌学生和他那些名牌同窗们一样，认为自己“从前都是白活了”。现在他们终日的盘算不过是怎样拿绿卡，怎样买房，怎样卖房，何处加油最划算，何处米饭最好吃这样的事情。他见到我之后，最大的感慨就是：哎，我不能比你，你年纪还小，很容易就可以融入北美社会啊……
我十分厌恨这种逻辑，于是跟他辩解起来，说融入是不可能的，是想当然的，是要完蛋的。
而这个家伙则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告诉我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个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是有理由的，那个也是有理由的……我认为他的头脑里早就没有了一种叫做“良心”的东西。他的朋友们也是一律。
我愤慨地回到温哥华岛，继续第二学期的学业。我的思想越发激进了。
我从那户加拿大人家中搬出，住进校方提供的单人宿舍。
这个学期，我开始修一些理科的课程，也认识了很多中国学生。这所门面很小的学校把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在中国各处不时举办的所谓国际教育展的宣传上。校方不断地从这些中国学生身上敛钱。每两三个月，学校里中国孩子的数目就增加一两百名，其中大多数英语水平奇低。
我结识了这里中国学生中的几个佼佼者。这些人有不少就是我表兄那样的东西，活脱脱一副外交部的样子，欺软怕硬，苟且偷生。饶是如此，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颇有股领袖风范，“今天又是好日子”，似乎活得十分潇洒。
我眼见此类人等受当地恶徒的欺凌压迫。她们委屈得很，嘤嘤直哭，但是从来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怪命运不济，“哪里都有这样的现象，唉……”到最后眼泪拭干，仍是做“世界大家庭，和平地球村”的千秋大梦。左瞎子写《国语》，讲“戚抑不可使仰”。意思是说，驼背的人，是无法让他直起身子来的。他们就是这样。
我感到寒心，决意要与这些植物人走一条不同的路。我买了辆崭新的自行车，并常在周末的时候骑它去野游。这时还是晚冬，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就穿着短衣短裤，背起轻便的书包，沿树丛中细长的小路，一条道骑到大天亮。
书包里常放的物事是两个面包、一瓶开水、一块毛巾、一张铝被、一双袜子、一盒创可贴和一套工具刀。按中医的诊断，我“火气内盛”，在冬天是感觉不到冷的，所以多余的衣服从来不带。
这里多云雾，时常下雨，但我也从不带雨伞雨衣。这是多年的习惯。小时不避雨，有多半是为与众不同，发点文人墨客“在雨中”的酸气。大了就不一样。
我记路的本领很差，因此常用的方法是选择一个方向，沿着它一直走，之后原路折回。
这样有规律地坚持了近三个月，最长的一次出门约有三四天，日骑夜赶，累了就露宿道旁，在结霜的草地上呼呼大睡。
这些日子，我一本书也没有读，思想停滞在准民族主义和半吊子社会主义之间。但温哥华岛上的幽美环境使我大开眼界。课上课下，我总感觉精力充沛。
三个月后，这辆车被人盗走。我于是停止锻炼。四月下旬，我结束这个学期的课程，并办妥了转学的手续。五月二日，我悄无声息地回到北京。
在暑假中，我和父母先后到贵州、长春、泰安、延安、西安等地旅行，各处新颖的湖光山色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我热爱延安。我的祖父母亲曾在这个清凉山下的小地方和无数青年志士共同奋斗多年。革命之火就是从这里生根，逐渐遍布了神州大地。
这里善良的农民们显然远未“先富起来”，绝大部分依旧清贫。我来到一个盛产苹果的地方。此处叫富县，但乡下人也并没有富到哪里去。
我们参观康佳企业在当地办的一所希望小学。孩子们朴实得可爱。
头头们在视察的时候，我向一个五年级的孩子打听情况。他们是上不起中学的。最近的中学要过桥翻山，走十几里路才能到。
我记下了她的名字。回到北京后，我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寄给了她一些钱，勉励她好好学习，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这之后，父亲为我引见了一些“企业界的名流精英”。这些大多数都是海归派，其中不乏已名闻遐迩之辈，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很血气方刚的样子。我们一老一少就和他们一道去京郊玩乐。按照“精英”们的愿望，新丝路模特队一些十五六岁的女娃娃一起随车结伴而行。
这次活动以后，我对此等人物本来面目的认识更加彻底了。
借了母亲工作的方便，我又旁听了几回中国—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的课。一些头头介绍了中央正在实施的政策调整，改革小城镇户口管理制度、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之类的东西。真诚倒是很真诚的，只惜内中不少理论颇有些晋惠帝肉粥论的味道，以己度人得太也过了，联系不到实处去。我断定要从实际出发，首先还是须多读一点书。
这时候是六七月份，我在家里读书。母亲和父亲发生了很多无谓的争执，终日相互责骂。我对这两人的印象越发差了。我渴望尽快离开。
双方都要拉我入伙，我气愤得很，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并关起门来，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这群锱铢必较、自私自利的家伙大加讽刺。
屋子里很少有安静的氛围，但我还是读完了鲁迅的大部分著作。深夜里，就半靠在床背上，读《唐宋八大家全集》等古书。
我在这时读到明朝谢榛的“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兴奋得从床上跳起来，击节叫好。
然而这个人并不出名。出名的盖都是象满清袁枚一样的人物。他说：“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听起来是不错的，但他就没有做到。他做到的只是后半部分。
我十分瞧不起这样的人物。
我断断续续地读了更多的古籍，把这些古旧的思想同鲁迅的精神糅合起来。这两样跟我脑中那些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慢慢连成一片，我的政治观念逐步成型了。
十九岁生日前后，我转学成功，收到了西门•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录取通知书。这所学校的传媒学院(School of Communication)据说是大名鼎鼎，教学方式也是很新的。父母诚恳地鼓动我到那里去，将来就做一位“传媒界的知名人士”。
这些“传媒界的知名人士”，我是略知一二的，皆是用纸混饭吃的家伙，只懂得点没用的道理，虽自命清高，却于世无补。我坚决反对，但是没有效用。
又过了些天，在离开北京之前，我的态度缓和下来了。我决定静观其变。
去年秋天，我重入温哥华，来到这所声名远播的学校。
什么北美领先，什么国际水平，其实也无非就是这样，不好不坏，不痛不痒，几个已经成为“知名人士”的老头对着一群尚未成为“知名人士”的学生哇里哇啦，说东道西。我并不喜欢这里。
但我仍在课下增长了很多见识。这个时候，时局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温哥华连续搞了三四次的反战游行，我参加了三次，在人群中间穿插游动。
我偶然认识了加拿大青年社会主义党派(Young Socialists)的几个党员，并和他们攀谈起来。在课余的时候，我就常常到他们的联络点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些人里有很多是屠肉厂的工人。他们的待遇是很低的。也有一些林业工人和渔夫，人数不多，年纪不等，有五十多岁的壮年，也有与我同龄的孩子，但终归都是那些“名牌学子”和“传媒界的知名人士”所耻于接触的人。
与他们的交往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更加有意识地去主动接触这些人了。他们丰富的知识使我异常惭愧。最管用的学校还是绿林大学。
从这时起到转过年来的几个月，我初次专心阅读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著作。每天放学之后，休息一阵，就来自学。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一个阶段也的确十分宝贵。我对辩证法的兴趣越发浓厚，读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名著。在这些书籍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已经基本转变为唯物主义了。
闲的时候，我就读《毛泽东选集》，读辩证法。读乏了就换一些文艺作品来欣赏，民族艺术，话剧、电影、曲艺、相声、大鼓等等。这些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我醉心于它们，并刻录了十余张光盘的老电影、相声和曲艺，加以保存。
再有时间，我就沿着校外的小路散步。学校坐落在山顶，校外环了很多条这样的小路。路的两旁是丛起的衫木，枝枝桠桠的枝干连纵着，撑起一片白茫茫的远方。
我的精神越来越好。在黑夜里，我听见自己骨骼咔咔作响的声音，真切感受到青春的无穷力量。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我只要想一想，就非常地高兴。
我渴求知识，渴求认识到尽可能多的客观实际。但这个求知的过程却远不够坚决。人总是在对比和逼迫中学习。脱离了这两点，动力就少了一大半。在学校这个所谓竞争的体制中，我的动力逐渐少下来了。
正当这个时候，美国入侵了伊拉克。拜侵略军所赐，我登时就清醒过来了。
而传媒学院方面，却连大气也不出一声，继续讲什么不见踪影的“商品社会”（consumer society）、“地球村”(global village)，脚丫子从来不踏到实地上，似乎他们不晓得新闻应当是做什么的。学以致用的道理，我看他们不懂，不想懂，或者就是不懂装懂。什么北美领先的学者专家，不过是一群画饼之徒耳！
一个月来，我写了十几篇东西。这些文章表明了我现在的一些基本想法。这些想法自然和个人的经历有一些直接关联。说来说去几万字，其实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你逼我反，我不得不反。
这个算不算马克思主义？我看还不算。不少言辞都是唯心论和二元论。我根本还不算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算一个半吊子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讲过：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也不算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但是自我解剖的本领还是学到了一些。这里做的工作，就是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剖开，横切竖砍一番，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玩意。
我把这种东西当作周记来做。突然兴起就写点，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但是写写就困，困了就睡。这个没有办法，积习已深，只能慢慢改。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不写是不好的，也是不行的。不写就要闷死。
人的头脑是异常活跃的，它是思维的主体。人的认识总在逐步变化，所以脑筋也在不断转弯。我也是这样，从十五岁到现在，从消极到积极，从悲观到乐观，从人性论到唯物论，从暮气沉沉到朝气蓬勃，从烂七八糟、杂乱无章的唯心主义矛盾体到结构分明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体系，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这个弯还在转着，以后转到哪里，暂且还不知道。
汪兆铭，大号精卫，翩翩美男子也，早年亦是慷慨激昂、意兴飞扬，“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豪情万丈。可是后来怎么样？以堂堂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投降日寇，做了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虽然这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性的表现，但转化总是有条件的。
而我不过才十九岁，阅历相当有限，在很多地方都是半瓶子醋，认识的浅薄和理解的偏差是难免的。这样就会出问题。年龄总是一个局限。
以后的事情，我们谁知道？谁也说不准。相面是不灵的，马克思主义灵不灵，也要经过检验。这一两百年的实践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还是比较科学的，掌握它就可以基本掌握事物转化的规律。但它就能包治百病？我看不行，肯定也有不灵的时候。不灵我们就改一点。
人脑也是相当复杂的。什么事物都是个矛盾体，脑子也是一样，一箩筐的矛盾同时存在，激烈斗争。由于各方面的逼迫，我的头脑里现在是唯物论暂时打倒了唯心论。但以后条件一旦变化，唯心论就有可能搞大反扑，把唯物论打倒，踩在脚下。国民党里原来有个胡汉民，也曾经是搞唯物论的一把好手，但后来照样成为国民党极右派，跑到汪精卫那边去了。
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好事也自然可以转化为坏事。胡汉民、汪精卫就转化坏了，反动了，与人民为敌了。这是反面的典型。魏源说：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我这样的半瓶子醋，智慧是没有的，但总不想犯大错误，跌大跟头。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翔实地记录下来，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我就把它记在这里了。
中史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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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文科生，选了新闻写作、英语写作、一战历史、社会学、政治等五门课程。课堂里没有任何别个中国学生。开课后才几天，纽约的世贸中心被炸掉了，死了一些人。然后就是各处恐慌，连这个小地方的商场、超市也时常清场。教师们对此事闭口不谈，似乎一切如常。我坚持认为这种不联系一点实际的课程是没有用处的。在各方面作用下，我变成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了。
政治课的主题是对比政府(Comparative Government)，班级不大，我是唯一的非白人。班里的其他学生，有很不少连温哥华也没有去过，一生都缩在这个小岛上，但仍做出业内人士的模样，端起架子，满嘴放炮。可以想见的，那位教员自然还是满口胡言。这是校里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系的主任，一位颇上了点年岁的老头。他最喜用戏谑和嘲讽的言语挖苦一切非美国式的政治制度。英式的议会民主在他的眼中都如同废铁一般，其它的更不用提。
我对此人殊无好感。他晓得我是中国学生，于是经常用上帝般“慈悲”的目光怜悯地注视我。
我最憎恨这类足不出户、没有大脑的井底之蛙。我托国内的一位同学寄了套旧军装来，并一直穿着它出出进进。军装的质地是很好的，穿起来很暖和。
在其他各课上，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我刻意用幼时留下的浓重美国口音和同学们客套，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
但是愤怒在我的心中不断增长。这时，强烈的仇恨使我几乎要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了。我初次读到了辜鸿铭的书，并越来越爱不释手。
这个时候，学校里请到一个体态臃肿的西藏喇嘛，来做一场叫“我的国家，我的故事”(My Country, My Story)的所谓报告。台下坐满了菩萨心肠的岛民，我和几个朋友破门而入，一进门就把校方粘在墙上的宣传单撕了下来。我向到场的人发了些反战网(www.antiwar.com)上关于西藏历史的一点基本资料，但是大会的组织者把我拦住了，叫我不要捣乱，“这个人已经吃了很多苦”(This person has suffered a lot)。我告诉她，我才是吃了很多苦，你看看他那副灌得脑满肠肥的样子，再看看我，来这里以后瘦了十几磅，究竟是哪个在吃苦？
她很恼怒我这样的“愤青”表现，要赶我走。但我还并不想走。我安安稳稳地坐下了，听完这一场梦话。
世界局势日新月异，但是对这个小岛上的人们影响甚微。在寒假中，我去了多伦多。我的一个表兄和他的妻子在那里工作。
他们两个都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往来无白丁”，与他们交际的也大多是同校的老学生。我小的时候，对这些人是很崇敬的。但这时我再看他们，发现他们的骨头已经软得不行，就要蜷在一起了。
我在那里和表兄发生很激烈的争执。这个名牌学生和他那些名牌同窗们一样，认为自己“从前都是白活了”。现在他们终日的盘算不过是怎样拿绿卡，怎样买房，怎样卖房，何处加油最划算，何处米饭最好吃这样的事情。他见到我之后，最大的感慨就是：哎，我不能比你，你年纪还小，很容易就可以融入北美社会啊……
我十分厌恨这种逻辑，于是跟他辩解起来，说融入是不可能的，是想当然的，是要完蛋的。
而这个家伙则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告诉我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个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是有理由的，那个也是有理由的……我认为他的头脑里早就没有了一种叫做“良心”的东西。他的朋友们也是一律。
我愤慨地回到温哥华岛，继续第二学期的学业。我的思想越发激进了。
我从那户加拿大人家中搬出，住进校方提供的单人宿舍。
这个学期，我开始修一些理科的课程，也认识了很多中国学生。这所门面很小的学校把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在中国各处不时举办的所谓国际教育展的宣传上。校方不断地从这些中国学生身上敛钱。每两三个月，学校里中国孩子的数目就增加一两百名，其中大多数英语水平奇低。
我结识了这里中国学生中的几个佼佼者。这些人有不少就是我表兄那样的东西，活脱脱一副外交部的样子，欺软怕硬，苟且偷生。饶是如此，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颇有股领袖风范，“今天又是好日子”，似乎活得十分潇洒。
我眼见此类人等受当地恶徒的欺凌压迫。她们委屈得很，嘤嘤直哭，但是从来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怪命运不济，“哪里都有这样的现象，唉……”到最后眼泪拭干，仍是做“世界大家庭，和平地球村”的千秋大梦。左瞎子写《国语》，讲“戚抑不可使仰”。意思是说，驼背的人，是无法让他直起身子来的。他们就是这样。
我感到寒心，决意要与这些植物人走一条不同的路。我买了辆崭新的自行车，并常在周末的时候骑它去野游。这时还是晚冬，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就穿着短衣短裤，背起轻便的书包，沿树丛中细长的小路，一条道骑到大天亮。
书包里常放的物事是两个面包、一瓶开水、一块毛巾、一张铝被、一双袜子、一盒创可贴和一套工具刀。按中医的诊断，我“火气内盛”，在冬天是感觉不到冷的，所以多余的衣服从来不带。
这里多云雾，时常下雨，但我也从不带雨伞雨衣。这是多年的习惯。小时不避雨，有多半是为与众不同，发点文人墨客“在雨中”的酸气。大了就不一样。
我记路的本领很差，因此常用的方法是选择一个方向，沿着它一直走，之后原路折回。
这样有规律地坚持了近三个月，最长的一次出门约有三四天，日骑夜赶，累了就露宿道旁，在结霜的草地上呼呼大睡。
这些日子，我一本书也没有读，思想停滞在准民族主义和半吊子社会主义之间。但温哥华岛上的幽美环境使我大开眼界。课上课下，我总感觉精力充沛。
三个月后，这辆车被人盗走。我于是停止锻炼。四月下旬，我结束这个学期的课程，并办妥了转学的手续。五月二日，我悄无声息地回到北京。
在暑假中，我和父母先后到贵州、长春、泰安、延安、西安等地旅行，各处新颖的湖光山色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我热爱延安。我的祖父母亲曾在这个清凉山下的小地方和无数青年志士共同奋斗多年。革命之火就是从这里生根，逐渐遍布了神州大地。
这里善良的农民们显然远未“先富起来”，绝大部分依旧清贫。我来到一个盛产苹果的地方。此处叫富县，但乡下人也并没有富到哪里去。
我们参观康佳企业在当地办的一所希望小学。孩子们朴实得可爱。
头头们在视察的时候，我向一个五年级的孩子打听情况。他们是上不起中学的。最近的中学要过桥翻山，走十几里路才能到。
我记下了她的名字。回到北京后，我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寄给了她一些钱，勉励她好好学习，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这之后，父亲为我引见了一些“企业界的名流精英”。这些大多数都是海归派，其中不乏已名闻遐迩之辈，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很血气方刚的样子。我们一老一少就和他们一道去京郊玩乐。按照“精英”们的愿望，新丝路模特队一些十五六岁的女娃娃一起随车结伴而行。
这次活动以后，我对此等人物本来面目的认识更加彻底了。
借了母亲工作的方便，我又旁听了几回中国—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的课。一些头头介绍了中央正在实施的政策调整，改革小城镇户口管理制度、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之类的东西。真诚倒是很真诚的，只惜内中不少理论颇有些晋惠帝肉粥论的味道，以己度人得太也过了，联系不到实处去。我断定要从实际出发，首先还是须多读一点书。
这时候是六七月份，我在家里读书。母亲和父亲发生了很多无谓的争执，终日相互责骂。我对这两人的印象越发差了。我渴望尽快离开。
双方都要拉我入伙，我气愤得很，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并关起门来，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这群锱铢必较、自私自利的家伙大加讽刺。
屋子里很少有安静的氛围，但我还是读完了鲁迅的大部分著作。深夜里，就半靠在床背上，读《唐宋八大家全集》等古书。
我在这时读到明朝谢榛的“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兴奋得从床上跳起来，击节叫好。
然而这个人并不出名。出名的盖都是象满清袁枚一样的人物。他说：“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听起来是不错的，但他就没有做到。他做到的只是后半部分。
我十分瞧不起这样的人物。
我断断续续地读了更多的古籍，把这些古旧的思想同鲁迅的精神糅合起来。这两样跟我脑中那些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慢慢连成一片，我的政治观念逐步成型了。
十九岁生日前后，我转学成功，收到了西门•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录取通知书。这所学校的传媒学院(School of Communication)据说是大名鼎鼎，教学方式也是很新的。父母诚恳地鼓动我到那里去，将来就做一位“传媒界的知名人士”。
这些“传媒界的知名人士”，我是略知一二的，皆是用纸混饭吃的家伙，只懂得点没用的道理，虽自命清高，却于世无补。我坚决反对，但是没有效用。
又过了些天，在离开北京之前，我的态度缓和下来了。我决定静观其变。
去年秋天，我重入温哥华，来到这所声名远播的学校。
什么北美领先，什么国际水平，其实也无非就是这样，不好不坏，不痛不痒，几个已经成为“知名人士”的老头对着一群尚未成为“知名人士”的学生哇里哇啦，说东道西。我并不喜欢这里。
但我仍在课下增长了很多见识。这个时候，时局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温哥华连续搞了三四次的反战游行，我参加了三次，在人群中间穿插游动。
我偶然认识了加拿大青年社会主义党派(Young Socialists)的几个党员，并和他们攀谈起来。在课余的时候，我就常常到他们的联络点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些人里有很多是屠肉厂的工人。他们的待遇是很低的。也有一些林业工人和渔夫，人数不多，年纪不等，有五十多岁的壮年，也有与我同龄的孩子，但终归都是那些“名牌学子”和“传媒界的知名人士”所耻于接触的人。
与他们的交往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更加有意识地去主动接触这些人了。他们丰富的知识使我异常惭愧。最管用的学校还是绿林大学。
从这时起到转过年来的几个月，我初次专心阅读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著作。每天放学之后，休息一阵，就来自学。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一个阶段也的确十分宝贵。我对辩证法的兴趣越发浓厚，读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名著。在这些书籍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已经基本转变为唯物主义了。
闲的时候，我就读《毛泽东选集》，读辩证法。读乏了就换一些文艺作品来欣赏，民族艺术，话剧、电影、曲艺、相声、大鼓等等。这些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我醉心于它们，并刻录了十余张光盘的老电影、相声和曲艺，加以保存。
再有时间，我就沿着校外的小路散步。学校坐落在山顶，校外环了很多条这样的小路。路的两旁是丛起的衫木，枝枝桠桠的枝干连纵着，撑起一片白茫茫的远方。
我的精神越来越好。在黑夜里，我听见自己骨骼咔咔作响的声音，真切感受到青春的无穷力量。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我只要想一想，就非常地高兴。
我渴求知识，渴求认识到尽可能多的客观实际。但这个求知的过程却远不够坚决。人总是在对比和逼迫中学习。脱离了这两点，动力就少了一大半。在学校这个所谓竞争的体制中，我的动力逐渐少下来了。
正当这个时候，美国入侵了伊拉克。拜侵略军所赐，我登时就清醒过来了。
而传媒学院方面，却连大气也不出一声，继续讲什么不见踪影的“商品社会”（consumer society）、“地球村”(global village)，脚丫子从来不踏到实地上，似乎他们不晓得新闻应当是做什么的。学以致用的道理，我看他们不懂，不想懂，或者就是不懂装懂。什么北美领先的学者专家，不过是一群画饼之徒耳！
一个月来，我写了十几篇东西。这些文章表明了我现在的一些基本想法。这些想法自然和个人的经历有一些直接关联。说来说去几万字，其实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你逼我反，我不得不反。
这个算不算马克思主义？我看还不算。不少言辞都是唯心论和二元论。我根本还不算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算一个半吊子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讲过：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也不算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但是自我解剖的本领还是学到了一些。这里做的工作，就是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剖开，横切竖砍一番，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玩意。
我把这种东西当作周记来做。突然兴起就写点，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但是写写就困，困了就睡。这个没有办法，积习已深，只能慢慢改。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不写是不好的，也是不行的。不写就要闷死。
人的头脑是异常活跃的，它是思维的主体。人的认识总在逐步变化，所以脑筋也在不断转弯。我也是这样，从十五岁到现在，从消极到积极，从悲观到乐观，从人性论到唯物论，从暮气沉沉到朝气蓬勃，从烂七八糟、杂乱无章的唯心主义矛盾体到结构分明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体系，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这个弯还在转着，以后转到哪里，暂且还不知道。
汪兆铭，大号精卫，翩翩美男子也，早年亦是慷慨激昂、意兴飞扬，“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豪情万丈。可是后来怎么样？以堂堂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投降日寇，做了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虽然这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性的表现，但转化总是有条件的。
而我不过才十九岁，阅历相当有限，在很多地方都是半瓶子醋，认识的浅薄和理解的偏差是难免的。这样就会出问题。年龄总是一个局限。
以后的事情，我们谁知道？谁也说不准。相面是不灵的，马克思主义灵不灵，也要经过检验。这一两百年的实践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还是比较科学的，掌握它就可以基本掌握事物转化的规律。但它就能包治百病？我看不行，肯定也有不灵的时候。不灵我们就改一点。
人脑也是相当复杂的。什么事物都是个矛盾体，脑子也是一样，一箩筐的矛盾同时存在，激烈斗争。由于各方面的逼迫，我的头脑里现在是唯物论暂时打倒了唯心论。但以后条件一旦变化，唯心论就有可能搞大反扑，把唯物论打倒，踩在脚下。国民党里原来有个胡汉民，也曾经是搞唯物论的一把好手，但后来照样成为国民党极右派，跑到汪精卫那边去了。
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好事也自然可以转化为坏事。胡汉民、汪精卫就转化坏了，反动了，与人民为敌了。这是反面的典型。魏源说：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我这样的半瓶子醋，智慧是没有的，但总不想犯大错误，跌大跟头。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翔实地记录下来，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我就把它记在这里了。
中史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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