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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0月，恭亲王奕䜣面对一封信，陷入了苦恼。这封信是英国专使额尔金的专职秘书巴夏礼写的。此人原本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局之中担任特使，结果被清朝政府扣押。此时，面对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孱弱的天朝军队已经一溃再溃，连咸丰皇帝都仓惶逃出北京，去承德避难了，只留下自己27岁的弟弟恭亲王奕䜣担任“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就负责一件事：和洋人议和。奕䜣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不多，但毕竟脑子活络，想来想去，就想让扣押在手里的这位巴夏礼写信给英国人议和。巴夏礼一开始坚决拒绝，但耐不住奕䜣后来好吃好喝地招待，最终软了下来，同意用中文给英国人写了几封信，比如有一封写的是：
信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样才能让奕䜣他们放心没有搞什么猫腻。但问题是，这封信一旁还是写了几句英文——这就让奕䜣他们警惕心一下子提高了：难道巴夏礼是在用洋文传递什么秘密情报？
奕䜣很想知道那几句英文写的是什么，但无奈自1840年国门被强行打开后，20年来，朝堂上的中国官员们依旧无人能认英文——他们认为这种横写的“鬼画符”像横行的螃蟹一样，所以称之为“蟹文”，是不屑去学的。那怎么办？情急之下，四处搜罗，终于得知在天津的一个黄姓广东人懂英文，赶紧招来，仔细一辨认，答案水落石出：巴夏礼的那几行“蟹文”，无非就是自己的英文签名，还有英文年月日的落款。
和洋人打交道了那么久，朝堂上下，居然到现在都没一个人能认洋文？为这几句年月日还一来一回耽误了那么多时间，太不值得了。其实早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0条里，英国人就下了“最后通牒”，表示请中国尽快派人学习英文，因为今后英国的文书都会用英语写，不再以汉文出现，并且明确指出：“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人家本国的文书用本国文字来表述，你也不能说他不对，思来想去，奕䜣决定要改变这个现状——我们看不起洋人，但毕竟要和他们打交道，要和他们打交道，那至少也要学学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吧？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䜣领衔上奏，请求咸丰皇帝批准，由官方培养一批通晓洋文的人才，理由是：“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京师同文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首先是缺老师。虽然咸丰皇帝在1861年1月就批准建校，但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外国老师——主要是要朝廷觉得可靠可控的外国老师——最终一直拖到1862年下半年才开学。老师有了，学生也不好找。按照奕䜣等人的最初想法，同文馆招生其实是面向满人特权阶层的，只有八旗子弟才可以报名，且名额很少。但招生简章放出后，高阶层的满人根本不屑于让子弟报考同文馆。后来慢慢放宽到汉人子弟也可以报名，也应者寥寥——大家都认为洋文是“奇技淫巧”，正经家人的孩子都应该以考科举功名为正途，去同文馆学习是一件丢人的事，甚至是耻辱。最终，同文馆好歹张罗开了学。一开始只设立英语一科，慢慢开始增添法文、德文等科目，招收的学员也开始多了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奕䜣等人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只是以培养“翻译人员”为目标，即便加上上海的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同文馆系”培养的人才也远远满足不了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运动不仅仅要的是语言人才，还需要懂得西方天文算法、火器轮船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
不仅仅是奕䜣，当时的浙闽总督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等见识过西洋科技的封疆大吏，都纷纷来信催促能进一步加快“洋务”人才的培养。
在这样的背景下，1866年12月11日，奕䜣上奏，请求在同文馆下再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按照奕䜣的设想，天文算学馆的招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满汉均可，30岁以下，正规科举出身，五品官以下。恭亲王奕䜣，道光第六子，咸丰的异母弟弟，因为思维敏捷点子多，被称为“鬼子六”
奕䜣预料到这个方案一出台，会引起各方面的不满，所以他在1867年1月28日又上了一折，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反对意见，归纳整理了三条，逐一反驳——先打好“预防针”：
第一条，是针对有人会觉得“臣等此举是不急之务”。他指出，中国谋求自强已经是迫在眉睫，时间不等人，怎么可能“不急”？第二条，是针对有人会指责是“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䜣辩称“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增设天文算学馆，就是要让我们的祖宗之法重新焕发活力；第三条，是针对有人会觉得“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䜣指出，天下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落后，连日本都在积极学习西方，难道只有中国仍要“不思振作”吗？在他看来，如此这般，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阻力会小很多了。张盛藻当时是山东道监察御史，他在3月5日上了一道奏折：“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意思很简单：你要天文人才，让钦天监的人去学便是了；你要工匠，让工部派那些工匠杂役去学就是了。我们科举出身的堂堂读书人，怎么能学这些奇技淫巧呢？你真要自强，不如从自身做起……
张盛藻虽然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大人物，但他的这番言论是很得朝堂上下人心的。事实上，自从同文馆成立以来，各种怪里怪气的声音就没停过，光影射号称“鬼子六”奕䜣的对联就出过好几幅，比如：“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但张盛藻获得满朝大臣们暗暗点赞，还因为他奏折上另一句话：
“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这句话看上去似乎还是“读书人不能去学那些下等技艺”的老一套，但其实是针对天文算学馆的招生条件：正统科甲出身的读书人，也在招收对象内。奕䜣当时给出这个招生条件，原本以为是对读书人的一个示好：1860年后，清廷四品到七品之间的官员，候补等官的人数以千计，奕䜣觉得给这些寒窗苦读而无官可当的人一条新的晋升途径，是好事。
但是，这一政策也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科举晋升之路：从小读四书五经的“正经”读书人现在还要去学西洋的科学知识，在很多人看来这不是“镀金”，而是“贬值”，是“投机取巧”。而更关键的一点是，通过“同文馆体系”晋升上来的“新式人才”，势必会围绕奕䜣形成一个新的官僚集团，这将对旧有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张盛藻的这道奏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慈禧当天的意见就回了过来——她站在了奕䜣这一边：“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但奕䜣心里很清楚，张盛藻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走到前台的。
果然，一个能量比张盛藻大得多的大人物，很快出场了。3月20日，就在张盛藻上奏之后半个月，倭仁也上奏了。
倭仁的正式官方头衔主要有三个：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总理户部大臣，江湖头衔有一个：“道光以来一儒宗”，但还有一个头衔，大家非常看重：“帝师”——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这样一个人物站出来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不可谓不重量级。倭仁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总结下来就四个字：华夷之辨——“奉夷人为师”，是“求一艺之末”。““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的地位远高于张盛藻，所以慈禧看到奏折后当即就招倭仁入宫面议，听取他对天文算学馆的意见。听完以后，把倭仁的意见又转给了奕䜣领衔的总理衙门。同样，出于对倭仁地位的忌惮，奕䜣等人也不敢怠慢，在4月6日回了一封很长的奏折，再一次阐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之深，而西洋的那些东西绝非“一艺之末”。为了保险起见，奕䜣还把曾国藩、李鸿章等支持洋务的大臣们的奏章一并整理呈交，意思是“这绝非我一家之言”。慈禧同样把总理衙门的奏章交给了倭仁，并表示各督抚都可传阅。
第一轮较量就此结束，倭仁很快又在4月21日发起了第二轮攻击，再次上奏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
倭仁第二轮的反对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观点提出，依旧认为学习西洋技艺会扰乱“科甲正途”的体系和人心，如果不能百分百确保成功，不如缓行。他还提了一句：“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意思是我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就算你真的要学天文算学，我们自己没人吗？
这封奏折一上，终于给奕䜣他们抓到了一个绝好的反击点。总理衙门立刻上奏，大意是：这可就太好了！既然倭仁大人您这么说，您肯定知道我们国家哪里有天文算学的人才，请您另找一个地方重新开个馆，专门教授您找到的那些人，国家前途有救了啊！但事已至此，原本渐趋平静的水面，又被投进了一颗小石子。1867年5月，天下大旱，按照惯例，皇帝要广开言路，允许各地官员上书提意见。杨廷熙是个候选的直隶州知州，他就是借这个机会，写了一封奏折，上来就把这次“天下大旱”和“增设天文算学馆”暗戳戳扯上了一些联系，然后说自己有十条“大不解”，总结下来基本是这样的意思：洋人一直侵略我们，我们现在却要去向这个仇敌去学习，“不耻不共戴天之仇，而羞不知星宿之事”，为什么要“忘大耻而务于小耻”？
我们现在如果去拜洋人为师，洋人万一给我们喂“迷药”，把我们的“忠义之气”全消解了，那怎么办呢？那些洋人教出来的中国人，肯定和洋人沆瀣一气，会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如果以后和洋人们一起联合起来造反，那怎么办？要说天文和算学，一直是我们中国最厉害。从尧舜时代开始到现在，我们的那些太玄、洞极、潜虚的原理，我们的《周髀算经》等等，岂是西洋的那些轮船机器可以比的？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从来不搞轮船机器，疆土不是一代比一代大的吗？康熙爷不准西洋轮船靠岸，他们不也是乖乖遵命的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吓破胆了？至于解决办法，不在于什么天文算学，不在于什么搞机器轮船，而是要解决内部贪污腐败，皇帝要兢兢业业，大臣们都不消极怠工，上下清明，这不就是“谋求自强”了吗？为什么要去学西洋的东西呢？另，宋代蔡京等残害忠良，把人关进去的地方就叫“同文馆狱”，现在“同文馆”和它同名，请取消这个机构。
杨廷熙的这条奏折洋洋五千字，而且在上奏前让家里准备了一口棺材，所以可以说是一次“死谏”。这个奏折用现在的眼光看，无论是见识还是逻辑，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得到了很多的赞扬，连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称赞这个杨廷熙“有胆有识”。不过，这份奏折毕竟也只是一颗小石子，除了最初泛起一些涟漪之外，后面就没了动静。因为慈禧对这份奏折的回复意见很快下来了，用九个字概括：
事实上，在这次同文馆之争中，一直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虽然那时的慈禧刚经历辛酉政变而垂帘听政不久，不能像后来那样完全说一不二，但基本上还是大权在握的——当然，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她总体要和支持自己上位的重要同盟恭亲王奕䜣保持步调一致。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慈禧在一开始在表面上是试图保持中立的，但渐渐还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支持奕䜣。
这其中颇为值得玩味的一点，就是3月20日对倭仁的奏折。事实上，慈禧在张盛藻上奏时就已明确表态了：“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
但当倭仁站出来后，因为他的体量太大，慈禧必须谨慎对待。所以她不仅立刻召见了倭仁听取他的意见，并把他的奏折交给了总理衙门。这个看上去是在“踢皮球”的行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给总理衙门一个辩解的机会。在总理衙门的第一份反驳上来之后，慈禧除了公开外，还多了一个动作：让各督抚都传阅——这其实无形之中就是一个表态。
果然，心领神会的奕䜣在第二轮反击中的言辞明显更激烈，并且直接抓住了倭仁关于“天下之大不患无才”的那个漏洞。在倭仁讨饶“不敢妄保”之后，事情本可以结束了，慈禧却不依不饶，还是要求倭仁要“随时留心”人才，一旦有人才就要“设馆教习，以收实效”——这基本上等于是在揶揄人了。
这还不算，慈禧还任命倭仁为总理衙门行走，参与到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日常管理中去。这不仅仅是要倭仁去当奕䜣的下属，更可视为故意“羞辱”他，要他去干自己反对的事。
结果倭仁再三请辞都不获批，最终只能假装说从马上摔下来，无法去上班，勉强过关。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说慈禧所有的决策出发点都源于她和奕䜣是“攻守同盟”。事实上，在1867年前后，叔嫂之间已经有了一些猜忌和隔阂，远非当初那样“铁板一块”了。
慈禧确实也有敲打“守旧派”的想法，毕竟她比他们要看得还是远一些，以及慈禧也看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干封疆大吏迫切希望推进洋务的诉求，也必须要有所回应。可以说，“同文馆之争”最后是得到慈禧强力支持后，才推行下去的。考试当天，有26人缺考，最终只来了72人。就算这72人，也绝非奕䜣之前设想的，都是“科举正途”之人，很多都是考科举无望，来碰碰运气的。倭仁的势力虽然败了一阵，但却得到了很多人的无声支持：在不少省份，正规科举出身的人报名参加天文算学馆考试的几乎屈指可数，甚至没有；有的省的同乡会命令：不允许会内有人去考试，不然开除。而有的就算报考了，也羞于向别人承认。最终，72人中勉强录取了30人，半年后淘汰了20人，只剩下了10人。奕䜣等人最后商议，索性还是把这10个人并入原先同文馆学外语的八旗子弟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