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冠英园，知道它的北京人不多，因为它只是地产商起的一个名字，并非老北京的地名。但说起老街新街口，则人人尽知。它北接积水滩、南临西四平安大道。冠英园则位于新街口路口的西南侧，它东临赵登禹路，西望西直门立交桥，其实，它就坐落于新街口影院对面。
　　1998年，冠英园小区开工。我住的楼房，就在冠英园的西侧，与工地仅一墙之隔。那时从楼上望去，所有的四合院都没了，仅剩了一个钉子户摇摇欲坠地扎在一片狼藉中。一天上午，楼下人声鼎沸。我从阳台探头瞭望，原来是全副武装的警察，携同城管人员来拔钉子的。但见城管把这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扔出来，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后怦然坠地。然后推土机轰然而上，一间本已孤单的平房不到10分钟即消失了。
　　拔了钉子，施工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尘土飞扬，机器轰鸣，不舍昼夜。电锯、搅拌机的噪音会让你彻夜难眠。1999年的夏季来临了，历史罕见的40度高温，更让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于是，本楼酷爱和平的居民们开始闹事儿了。他们派代表围攻工地，与大老粗们据理力争。更多的人守在院里等待他们带回胜利的消息。如果斗争失利，大家就会默然地面面相觑不忍离去；斗争胜利了，男人们会聚在路灯下开始大声吆喝着打牌，女人们刚回家继续为言情都市剧增添收视率。
　　夏夜出奇的热。在新街口麦当劳里，总是人满为患，只买一包薯条就能整晚乘凉。而单元楼里则是家家窗户大开，再也顾不上灰尘和噪音。离工地太近了，连民工们聊天的声音都近在咫尺。一天午夜，从前楼一阳台上忽然厉声传出一个女声断喝，直冲工地：“都几点了的还这么大声聊，还让不让人睡觉啦！”那边的民工顿时收了声，但电锯紧跟着就欢奏了起来。我不知道这位女中音是谁，但很同情她。也许是她家的老人刚刚出院？也许她的孩子正参加高考？也许她爱人转天要职称答辩？也许她自己刚在单位分房落选？也许她只是如同常人一样过完了平庸的一天，只想享受一下生物的本能权力：睡觉。
　　有一天晚上，天还是那么的黑，风还是那么的热，我在家里惦记着雅思考试，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下学习英语。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且慢，这不是在上演痛说革命家史，来人也即不是李玉和也没拿号志灯)他说：我是工地代表，向您赠送100元扰民费，希望得到您的理解。我心花怒放，当即二话没说就收下了。后来一打听，全楼的居民为了表达抗议，都拒收了，除了我。可是这100元钱，正好供我去语言学院上雅思课的打车费。我有些内疚，又有些窃喜。
　　拿到了移民纸的那一天起，感觉世界都变了。仿佛连工地的噪音都是欢乐的音符，尘埃都是柔和的画笔。我甚至开始注意民工们吃的午餐，原来那里终日都没有一点肉星。
　　在酷热、喧闹、飞尘的环境中，冠英园工地伴我度过了北京最后一个战斗的夏天。
　　当冠英园还未竣工时，我告别了它，奔赴加拿大。临行前我拍下了它的一张照片以备留念(2000年的历史照片)。光阴似箭，祖国巨变，北京已跨入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奇迹时代。日复一日地，加航载满来自白求恩故乡的亲人落在首都机场，仿佛就是为了让他们见证中国人的勤劳与加拿大人的懒惰。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又踏上了故土。当年冠英园的规模对于今天的北京简直都不值一提了。可我还是想念着它。我来到了新街口。新街口影院还在(2005年的照片)，新街口书店还在，超音波音响城还在，22路汽车还在，冠英园已经建完了，已经入住了，已经斑驳了。您知道什么叫百感交集吗，那一刻，我就不折不扣地体验了它。
　　北京在追赶世界，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