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东磐 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八期 从石牌南侧航拍长江，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江恰在石牌向右转了一个很硬的弯。若从最新版的中国地图看，这拐弯处在三峡大坝与葛洲坝之间。60年前，湍急的三峡，仍然是进入四川最便捷的通道，而石牌恰恰守侯在这条通道的最东端。 在长江的史记里，三峡是地理的分野，也是历史的分野。以西陵峡的末端为界，长江从山脉纵横的第二阶梯进入到中下游平原的第三阶梯。抗战时期，当古老的文明险些遭遇灭顶之灾，它又成了我们民族万劫不复的耻辱和一息尚存的尊严之间脆弱而顽强的分界线。 石牌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1943年，日军从西边截断中国补给线的企图被驼峰航线打破了。此前，从缅甸快速东进的日军也被怒江天险阻挡在了滇西狭长的地域内，无法对中国的战略纵深造成进一步威胁。迫于在太平洋战场上日益恶化的局势，日军孤注一掷，集结了约十万的地面部队，试图打开石牌。那时，川鄂之间依然不通公路，日军只有夺取石牌，才能沿长江三峡，进逼重庆，尽早结束在中国久拖不决的战局。这意味着，石牌一役将决定中国与日本这对冤家的生死。 60年后，重访这场大战的故地，我们乘坐的是往来于长江两岸和沿岸各个村庄的小船。小船大概能坐20来人，船尾装着单缸柴油机，嘣嘣嘣的机器声在两山夹峙的江面上响得有些夸张。 小船从宜昌西行，驶入西陵峡。由于是阴天，江雾弥漫，从水面上拔地而起的百丈石壁在朦胧中显得特别的苍凉，很有铜墙铁壁的气概。峡口有一座凸起于水面的小山，当地人说，那是三国猛将张飞的擂鼓台。 直到头一天晚上，我才知道石牌。这个村子让我感到了猛烈的撞击。多年来，我一直留意着几十年前的那场中日战争。可是关于那场战争的大量史实好像曾被有意淡化甚至涂抹掉了，所以，发生在石牌的厮杀竟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出现在我眼前。 船东是一对年轻而和气的夫妻，丈夫开船，妻子则包揽了船上的其他琐事。见我们是外地人，她便热心地约我们在她家吃午饭。 石牌很美。从石牌望出去，仿佛此处就是“江山如画”一词的诞生地。它挡在长江一个急弯的尖上，距西陵峡的东口大约有二十多公里，所有的船都要在石牌的脚下转弯。正因为这个弯和两岸兀立的石壁，自古以来，它就是据守长江的天险。 船东家的小楼临江而建，屋前有一块小坝子，再往前则是一排半米高的水泥墩和花砖垒起的胸墙。胸墙上摆着几喷黄红相间的花儿。船东搬来几把竹椅，几个人并排坐在胸墙前，懒洋洋的把脚翘在水泥墩上，让目光透过那些金黄色的花去眺望长江。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悠闲而贴近的俯视长江。几乎没有船的长江既静且美，冬天水量本就不大，又没有泥沙，江水相当清澈。三峡两岸都是柑橘的重要产区，一片片橙黄的果实为黛色远山勾勒出一条淡淡的金边。时近中午，邻家升起了炊烟，飘散出新米饭和蒸腊肉的清香。寒假中的孩子们挤过来，好奇的打量着我们，奔跑后的脸红扑扑的闪着光。 真是这里吗？60年前，一场无情绞杀了几万人生命的恶战，目的真的就是争夺这个如此娇小而温暖的小山村吗？ 船东家的老太太摘来脐橙，亲手剥给我们吃，很甜。我禁不住问她：“跟日本人就是在这里打仗吗？” “就是这儿，那是江里都是水雷，是防备日本军舰的，还有拦江的铁索，我们家爷爷就帮军队去布过水雷。”老人还是一脸慈祥，指指我们脚下，“你们搁脚的水泥墩，就是吊水雷用的。” 我吃惊的抬起脚。战争从未离去，不经意间你甚至会与它肌肤相亲。据说是石牌和更上游的百姓，出了驾着小木船帮着布雷，还砍了无数的树枝和茅草投向江中，想要缠绕住日本炮船的推进器，让它们停住，打它们。一时间诺大长江竟为百姓们投下的枯木朽株所拥塞。 人们常把严肃的事情说成是历史的抉择，而历史有时候竟离奇得像故事一样。60年前的中国，高山大岭阻隔了川鄂的交通，也终于阻止了日本陆军西进的势头。日军进攻重庆必须打通长江。就这样，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竟成了广阔的中国战区最关键的要塞之一，成了我们免受丧国之辱的大门。 小村石牌在当年一战成名。在这场被成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前，日本陆军所向之处，虽然也遇到过顽强的抵抗，但大都以中国军队的最后退却为结局。可是，就在石牌，中国军队在数量超出自己的日本王牌陆军面前，像钉死在石头上一样，一步也没有后退。 恰在三峡，中国军队神话般止住了败绩，是三峡成就了这支忠勇之师。 一切有若神助。1943年5月27日正午，石牌要塞最惨烈的战斗开始的前一天，石牌守军的统率，那位年轻的胡琏将军却在准备着一件与现代战争似乎全不相干的大仪式，他要拜天。那一天，这位将军起得很早，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血战将在明晨。晨曦中他一连写了五封诀别的信，我看到了他写给父亲和妻子的两封。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我第一次捧读胡琏将军给父亲的诀别书，只有震撼。决战将临，胡琏心里并没有底，他清楚的知道，这石牌已是守国最关键的一道门坎儿，中国人退无可退了。他显然没打算逃跑，当然也不会投降，心存胆怯的将军决然写不出如此滴血的家书来。在明知战死的可能性更大的时候，他只盼望父亲保重身体，能因为儿子为国捐躯而感到至大的欣慰……我想，自1840年始迄百年的丧权辱国以至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样的忠臣孝子，才最终能与亡国之灾擦肩而过。 我见过胡琏当年的照片，戎装的青年将领英武而儒雅，他应该是一位很好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他在诀别书中如此留话给发妻：“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 在给老父的信中，他还多少为翘首临窗的慈父留了些许成功返乡的希望，而对结发爱妻，则已直接了当的交待后事。而后事只有一件，告诉年轻的妻子，所有的儿子长大成人，都要去当兵报国。 读过这两封信，我久久不能作声。两封短短的绝命家书，可以让多少人真正理解什么叫义薄云天。 “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将军依古例沐浴更衣。他换上崭新的军服，在太阳最高的时候，着人设案焚香，亲率部属登上凤凰山颠。这位绝死的将军虔诚的跪拜在列祖列宗的苍天之下。 想一想60多年前的那个场面，每一个男人都会热血沸腾，那个年代的中国，有多少家庭的父老妻儿孤苦无依的盼望着，盼望着真有一堵墙，能挡住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像洪水一样肆虐的血色的日本军旗。三峡既有铜墙铁壁，胡琏们又用血肉之躯挽起了这道城墙，这道墙遮挡着尚未被战火摧残的半壁江山。 血战果然在第二天清晨展开，竟日厮杀的凶险与残酷，远非亲历者之外的人可以讲述。 战区总司令陈诚上将曾给胡琏打过电话，询问：“守住要塞有无把握？” 或是因时间紧迫，胡琏只回了一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据曾经参战的老兵回忆，在石牌阵地，曾有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响，“那时候当然不是在睡午觉，那仗打到不能打枪了。日本人一群一群的冲上来，中国人迎头扑上去，搅在一起，用刺刀拼。” 我曾听说，日军拼刺很厉害。他们在战斗相持阶段决胜的法宝，就是用冷兵器一决输赢。面对那样的敌人，除非你决心必死，否则断无取胜的机会。 而今天的这群中国军人恰是决心必死的。他们拜过天了，他们发了誓，除非死，绝不让日本人打过去。我相信，那三个小时的拼刺，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白刃战。我不知道在上万把刺刀的铁血相搏中，双方谁死人更多，但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输了，中国军队顽强的守住了石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胡琏，英名从此流传在三峡沿岸，就像关羽和张飞。 船东家的后山上，就有一座当年抗敌将士的墓园。宜昌的朋友告诉我们，那座墓很大，但已经许多年没有去过了。船东家12岁的女儿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还有两个男娃娃正好也想去，于是我们的祭访之行变成了一小群人。 小路很窄，几处紧邻悬崖。60多年前，这悬崖全都是战场。孩子们每天都要在这么窄的山路上奔走，想想真是不易。不过，他们像有翅膀一样，把几个大人扔得远远的，还一眨眼冲到你身边，“累了吧，帮你背包吧”。 这山本来就美，又有了长江的映衬，几个人走走停停，用各种词汇对着这美景赞叹不已。那同行的8岁男孩突然冒了一句，“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脆生生的童声，毫无雕饰的语调，高深的文人们久已弃之不用的语句，此时却分外贴切，让人豁然开朗。 快到山顶，小姑娘指指一栋教室模样的房子：“就在那儿，快到了。” 我问她：“墓地在学校院子里吗？” “不是，学校就建在墓地上。” 我惊呆了。 小姑娘又告诉我：“学校扩建的时候，伙房里还烧过挖出来的棺木。” 那可爱的小姑娘，带着期待看着我。她刚把那么新奇的事情告诉了我这个外地人，我怎么不如她预期的那样会笑呢？ 我怎么会笑呢，孩子。难道老师从来没告诉过你们，那被剖开的墓地里埋的是什么人吗？一万五千多士兵就阵亡在这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土地上，其中还有刚刚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啜着小口的香茶，悠闲的看着儿孙，温暖的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从今天的小学校能看得出来，这片墓地曾经很有规模。这山很大，山顶也宽，能看到长江在脚下奔流。许多高耸的巨树环绕着学校，它们排列得很有规律，像军人一样，显然是60年前构筑坟墓的士兵们栽种的。 过去墓地阔大的石台，变成了整个校园的地基。石台阶梯正前方几十米外的杂草中，有一座干涸的水池，丈余见方，用巨石和水泥垒砌而成，池壁上，刻着“浴血池”三个字。这是战死的将士们在被埋葬之前，最后一次沐浴更衣的地方。那时的三峡尚没有电，为了让逝者干干净净的走，生者们用肩膀把江水挑到山顶上，在这池子里为他们拭去遍身的血迹和泥土，为他们换上虽然破旧、但已洗净的军衣。 临近春节，正放寒假，学校里很清冷。山中本就没有外人来往，所以这学校连围墙都没有。校舍的白墙上挂着古今科学家的画像，倒也纤尘不染，颇有古风。操场前有一根旗杆，基座特别高大，还刻着饰边。一座乡村小学当不会在旗杆上下这么大工夫。猛然想到，这基座本是墓地纪念碑，它正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明国风格，只是那碑身不知去向了。 这山里怕也不缺地，也不知是谁想到将学校建在这片本应永世得到尊重的墓地上。其实坟头推平了，教室就修在上面也未尝不好，让那些远离故乡的死者可以倾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可你为什么要挖坟呢？死无葬身之地，这本是中国人最恶毒的诅咒，竟应验在这些以身殉国的士兵身上。 我看到了那块蒙羞的石碑，它仰面朝天的躺在石阶脚下，无奈的仰望长天，裸露着胸膛上的碑文。每天都有无数的孩子在它身上跳跃嬉闹，几乎磨平了那用血肉刻写下的碑文。碑上积满了尘埃，我们取出随身携带的饮水，一个字一个字的洗净了它： “溯自七七事变，抗战均与本师，驰驱南北，喋血疆场。……缅怀忠良……于石牌西侧，四方山之阳……筑公墓于其上……从此忠骸有寄，九原欢腾……” 读者碑文，谁都不再出声。未死者将战友的忠骨埋在了他们用血守卫住了的土地上，他们深信从此“忠骸有寄”了，可结果呢？ 天色渐晚，我们不得不离去。为了安全，我们坐的小船不准夜航，再晚就回不去了。我恭恭敬敬的肃立在早已不是墓的墓前，向英灵们脱帽致敬。寂静的山里已有耐不住的孩子们早放起过年的鞭炮，远远的，一阵紧似一阵就好像从几十年前一直留到今天的枪声。每年的春节和清明，会有人来此地给他们放鞭炮吗？我很后悔没有带上几瓶白酒上来，不能在春节陪他们守岁。“真对不起”，我在心里默念着。脸颊有热热的水流下来，我没有擦，任由它流。那不是雨。 小船离开石牌，向峡口驶回去，天渐渐的暗下来，两岸的峭壁伸到云里，看不到顶。一只焦黑如墨的苍鹰在阴雾中盘旋于我们头顶，久久的不肯离去。鹰的翅膀就那么张着，动也不动，好像定在天上。我们的船走出很远，那鹰依然在我们头顶上，它在送我们。那一刻我知道了，无论墓地在还是不在，那上万忠勇的灵魂都永远不会离开。 我们都抬起头，注视着那只鹰。鹰优雅的滑翔在冰冷的天际，沉默而高贵。 这就是哪个被改做国旗旗杆的阵亡将士纪念碑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