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 与祖父

人们都说我聪明，我承认天赋不笨。三、四年级的功课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成负担。

我上小学以前就学习了算术，用算盘可以把“见子呼”、“小九九” 打得滚瓜烂熟。一天我趴在大门的石门槛上用算盘加总各科的考试分数，爷爷看见了问我会不会珠算的乘法，我说没有学。爷爷就教我怎样“隔位下子”，我很快就会了。他又教我两位数的乘法，“隔两位下子”，刚打了两遍，我问爷爷那三位数乘法不就应该是“隔三位下子”了吗。爷爷大吃一惊，说这孩子不得了，触类旁通，一点就到。

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有点酒渣鼻，鼻头红红的，人倒挺好，他没教我们多长时间就离开竹川小学了。离开前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报上，向大家告别。我先看见了，知道他要离开，就和同学们涌到他的宿舍里，问他是不是不教我们了。对他的离去我很惋惜，因为他说过，他可以用绳子把太阳拴住，不让它落到山后面，我不知他的话是真是假，没有看到他表演总是一种遗憾。

四年级的班主任叫王舒民，西马固人，母亲认识他，还知道他的小名叫王增田。他有个习惯，上课时一面讲书，一面手指头转动着粉笔，用大拇指甲在粉笔上刻出一道痕来，一发现哪个学生不注意听讲，大拇指就势一推，折断一段粉笔，狠狠地打过去。他对人很凶，常体罚学生。有一次上课，许玉舟和张书俊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在下面说话，老师一转身啪地打过来一段粉笔，我一看，好长，就弯腰去检，他不由分说，命令我站起来。我确实冤枉，委屈地说，不是我说话。我越申辩，他越狠，放学以后不许我回家，把我留在教导处反省。直到同学告诉了我家大人，爷爷才来学校把我领了回去。

那时孩子们上学都很晚，我是8岁上的小学，在当时的班上仍然是年龄最小的，很多学生的年龄都比我大，西窑的夏秀兰、西沟的李玉英、李玉花都比我大四五岁。四年级时我当了班长，自习课上老师总要我领着大家读课文，夏秀兰不服气地说“小麻雀管着大老鸹”。

我在班上个子小，胆子也小，打不敢还手，骂不会还口，常受别人欺负。家里人说我是“门里大王”，只会在家里称王称霸。我们班有个北头村的学生，叫周天佑，父亲死得早，母亲是有名的“铁蒜臼”，从小养成一股野性，在学校见谁打谁，见谁骂谁，大家都很讨厌他，但又怕他三分。一天，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个光亮的椭圆形铜墨盒，比我的方形墨盒小。他非要和我换，我不同意，他就威胁我，打我，把我的墨盒硬抢了去。我不敢和他争，连气带吓哭着回家告诉爷爷。爷爷带着我到他家里，找到他妈，他才很不情愿地将墨盒还给了我。从此，他和我结了仇，每到没有人处，就呲牙咧嘴地做鬼脸吓我，或者揍我一拳头。

西窑村有个刘中州，比我低一个年级，也是个十分野蛮的家伙。因为我们上学、放学都要从西窑村边经过，他就纠集一帮学生无缘无故地袭击我们。我们村的孩子也憋着一股气，要跟他们打架。有一次，集上来了个“说书”的（唱大鼓书），每天晚上说到故事的紧要处，惊堂木一拍，“且听下回分解”，所以一连几天说书摊前都围了很多孩子。为争位子，两村的孩子闹起气来，都准备了木棍、竹梢、弹弓，准备打架。家里人知道后，坚决不让我夜里出去，我才没有参加这场斗殴。有一年过春节，在集上因为放鞭炮我和刘中州发生了冲突，在周围一帮孩子的呼喊助威下，我和他打了起来。那一次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和他厮打成一团，互相揪着头发，最后他把我的头发扯掉了一大把，我也揪了他一大撮。虽然打了个平手，但对我来说似乎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五年级时，因为割草，我从地坎上滚了下来，将右肘关节摔脱了臼，母亲带我到吴沟找接骨先生。在献上了一大段红布以后，他开始为我接骨。他捏我的肘，痛得我直喊叫。复位后在家休息，寂无聊籁，就把缝衣针在火上烧红弯成钓鱼钩，用布带吊着受伤的胳膊，另一只胳膊夹着一根竹竿，在家后面的小潭里钓鱼。虽然耽误了三个星期的课，我仍然顺利地升了六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