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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以后，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刚刚高兴了几天，还没有吃上几顿饱饭，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开始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战争，甲午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是动乱、灾难和贫困。连年的争战造成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主张，在推翻了封建帝制以后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发展生产，积累财富。他认为这段时期起码要20年。可是毛泽东坚持要不间断地、连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农村搞合作化。毛的理论是，如果不搞合作化，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农民自由发展，农村就必然会穷的越穷，富的越富，重新出现阶级分化，土地将会被新生的富农分子兼并，将又有一批农民沦为贫困。在这种貌似有理的理论下，他的结论是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发展生产。
搞互助组时，农户之间自愿结合，土地农具仍归个人所有，只是农忙时以工换工，互相合作，这种形式还不失为一种合乎情理的方法。而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则与互助组大不相同。土地、农具、大牲畜作价入股，不再为个人所有，劳动出勤记工分。粮食分配分三部分：一为人口粮，不论年龄大小，每人一份；二为土地股，按入社时作价的土地、农具数量分红；三是按劳动工分多少分配。
合作化运动时，我们家和对门的吴赖、吴顺，西邻王长庚等六家首先在竹川成立了互助组，第二年就转为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村又一次受到无产阶级的懒汉、“二流子”们的欢迎，他们土地改革时“打土豪”分得的一部分财物，几年来吃喝嫖赌，早就花得净光。合作化对他们来说无疑又是一次解放。解放后的几年内，农村中的殷实人家靠辛勤劳动，实现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富裕生活。合作化要他们把新置的农具，养肥了的牲畜和平整过土地交出来实行公有，心里很不情愿。绝大多数人对合作化持反对或观望态度，不愿入社。
毛泽东极力吹捧河北耿长锁的“三条半腿毛驴”的“穷棒子精神” ，坚持要大规模地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刘少奇和分管农业的邓子恢在毛的强硬态度下，被迫改变了不搞合作社的初衷，农业合作化运动56年在全国迅速展开。多数农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加入了合作社。57年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狂热精神下，将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合作社的规模更大了，共产主义的成分更多了。在分配上废除了土地股，保留了人口粮和工分粮。
我们家的土地交了，农具交了，毛驴也交了。农业社在许家家庙前的场地上盖了保管室、会计室和集体牲口棚，选了队长、副队长、保管、会计、记工员、饲养员。每个社员按体力强弱评工记分，强壮男劳力每劳动一天10分，弱的8分，妇女6-8分，老人儿童3-5分。每人一个工分本，上工时交计分员计分，年终凭一家的总劳动分数计算应分粮食的多少。
合作化运动严重地助长了懒汉思想。集体的活儿集体干，“干不干，三顿饭”，互相攀比之下原本勤劳的人也变懒了，因为不讲效率，人人都学会了“出工不出力”。先前种自己的地时，地里的每一颗庄稼都连着自己的心，天不亮就走，上工捎带挑一担粪，中午送饭到田头，晚上天不黑透不收工。而现在，上工钟敲了半天还不出家门，上工时人人甩着两只空手，到地头先坐下休息，人不到齐不干活，男的抽烟打扑克，女的纳鞋底做针线。休息了半天才起身干活，干起活来又一个比一个刁滑，能偷懒就偷懒。你锄三行苗，他锄两行；你锄两寸深，他只刮一层地皮；你说他干得不好，他讽刺你是“瞎积极”。只要队长不在，刚干不大一会儿就又该歇了，头枕锄把，树阴底下一躺，呼噜噜一觉睡到太阳落山。一听“放工”，不管活干到什么地方，二话不说，抄起家伙就走。生产队队长命令往地里挑粪，因为仅凭次数计分，大家都拣小筐用，装满了筐，故意把装的东西再摇晃出来一些，能少挑一斤就少挑一斤。队长说，每挑一担粪发一个竹签儿，凭竹签数记工分，有人领了签子，将粪倒在半路上，回头来领第二个。农业社大块地种不好，小片地又不在眼，都撂了荒。我家后地，过去天旱可以撑水浇，临着茅池能上粪，地中间扎个草人驱赶老鸹，地边插满“疙针（带刺的荆棘）”防鸡啄，半亩多地一季能打上百斤粮，够家人几个月吃用。合作化后，小麦播下种，就再也没人过问，任凭鸡啄猪拱，收的还没有种子多。财产充公以后，没人爱惜，农具任意损坏，没人修理。喂牲口讲究个功夫，俗话说“有料没料，四角搅到”，而合作化后饲养员偷懒，夜里不起来给牲口加草料，养的牲口一个个瘦成了“三快一慢”（脊梁骨比刀子快，尾巴比锥子快，跌到比爬起来快，走路比蚂蚁慢）。我家的那头老驴，入社以后，也瘦成了干架子。那驴似乎颇通人性，每见到我们家里的人，就摇头摆尾，流出两行泪来。
队干部不参加劳动，一天到晚衣服披在肩上，甩着两条空洞洞的袖子，叼着烟袋到处晃悠。他们仗势欺人，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成了农村的一个特殊阶层。
常言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大饥谨已在预料之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土地改革以后，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刚刚高兴了几天，还没有吃上几顿饱饭，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开始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战争，甲午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是动乱、灾难和贫困。连年的争战造成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主张，在推翻了封建帝制以后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发展生产，积累财富。他认为这段时期起码要20年。可是毛泽东坚持要不间断地、连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农村搞合作化。毛的理论是，如果不搞合作化，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农民自由发展，农村就必然会穷的越穷，富的越富，重新出现阶级分化，土地将会被新生的富农分子兼并，将又有一批农民沦为贫困。在这种貌似有理的理论下，他的结论是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发展生产。
搞互助组时，农户之间自愿结合，土地农具仍归个人所有，只是农忙时以工换工，互相合作，这种形式还不失为一种合乎情理的方法。而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则与互助组大不相同。土地、农具、大牲畜作价入股，不再为个人所有，劳动出勤记工分。粮食分配分三部分：一为人口粮，不论年龄大小，每人一份；二为土地股，按入社时作价的土地、农具数量分红；三是按劳动工分多少分配。
合作化运动时，我们家和对门的吴赖、吴顺，西邻王长庚等六家首先在竹川成立了互助组，第二年就转为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村又一次受到无产阶级的懒汉、“二流子”们的欢迎，他们土地改革时“打土豪”分得的一部分财物，几年来吃喝嫖赌，早就花得净光。合作化对他们来说无疑又是一次解放。解放后的几年内，农村中的殷实人家靠辛勤劳动，实现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富裕生活。合作化要他们把新置的农具，养肥了的牲畜和平整过土地交出来实行公有，心里很不情愿。绝大多数人对合作化持反对或观望态度，不愿入社。
毛泽东极力吹捧河北耿长锁的“三条半腿毛驴”的“穷棒子精神” ，坚持要大规模地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刘少奇和分管农业的邓子恢在毛的强硬态度下，被迫改变了不搞合作社的初衷，农业合作化运动56年在全国迅速展开。多数农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加入了合作社。57年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狂热精神下，将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合作社的规模更大了，共产主义的成分更多了。在分配上废除了土地股，保留了人口粮和工分粮。
我们家的土地交了，农具交了，毛驴也交了。农业社在许家家庙前的场地上盖了保管室、会计室和集体牲口棚，选了队长、副队长、保管、会计、记工员、饲养员。每个社员按体力强弱评工记分，强壮男劳力每劳动一天10分，弱的8分，妇女6-8分，老人儿童3-5分。每人一个工分本，上工时交计分员计分，年终凭一家的总劳动分数计算应分粮食的多少。
合作化运动严重地助长了懒汉思想。集体的活儿集体干，“干不干，三顿饭”，互相攀比之下原本勤劳的人也变懒了，因为不讲效率，人人都学会了“出工不出力”。先前种自己的地时，地里的每一颗庄稼都连着自己的心，天不亮就走，上工捎带挑一担粪，中午送饭到田头，晚上天不黑透不收工。而现在，上工钟敲了半天还不出家门，上工时人人甩着两只空手，到地头先坐下休息，人不到齐不干活，男的抽烟打扑克，女的纳鞋底做针线。休息了半天才起身干活，干起活来又一个比一个刁滑，能偷懒就偷懒。你锄三行苗，他锄两行；你锄两寸深，他只刮一层地皮；你说他干得不好，他讽刺你是“瞎积极”。只要队长不在，刚干不大一会儿就又该歇了，头枕锄把，树阴底下一躺，呼噜噜一觉睡到太阳落山。一听“放工”，不管活干到什么地方，二话不说，抄起家伙就走。生产队队长命令往地里挑粪，因为仅凭次数计分，大家都拣小筐用，装满了筐，故意把装的东西再摇晃出来一些，能少挑一斤就少挑一斤。队长说，每挑一担粪发一个竹签儿，凭竹签数记工分，有人领了签子，将粪倒在半路上，回头来领第二个。农业社大块地种不好，小片地又不在眼，都撂了荒。我家后地，过去天旱可以撑水浇，临着茅池能上粪，地中间扎个草人驱赶老鸹，地边插满“疙针（带刺的荆棘）”防鸡啄，半亩多地一季能打上百斤粮，够家人几个月吃用。合作化后，小麦播下种，就再也没人过问，任凭鸡啄猪拱，收的还没有种子多。财产充公以后，没人爱惜，农具任意损坏，没人修理。喂牲口讲究个功夫，俗话说“有料没料，四角搅到”，而合作化后饲养员偷懒，夜里不起来给牲口加草料，养的牲口一个个瘦成了“三快一慢”（脊梁骨比刀子快，尾巴比锥子快，跌到比爬起来快，走路比蚂蚁慢）。我家的那头老驴，入社以后，也瘦成了干架子。那驴似乎颇通人性，每见到我们家里的人，就摇头摆尾，流出两行泪来。
队干部不参加劳动，一天到晚衣服披在肩上，甩着两条空洞洞的袖子，叼着烟袋到处晃悠。他们仗势欺人，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成了农村的一个特殊阶层。
常言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大饥谨已在预料之中。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