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57年秋季，我带着录取通知书、铺盖和三叔为我考上中学买的两件礼物：一个蓝色的搪瓷碗和一把绿色的花纸伞去上中学了。
中学在西马固村，离家七八里路，过去叫作“荥阳四中”、“荥阳第一完中”，但人们习惯地叫它“马固中学”，58年上街地区因建铝厂划入郑州市后，马固中学改名为“郑州35中”，这个名字一直叫到我中学毕业。
中学比小学大多了。校园西半边有三排教室，每排6个班，共18个班，整齐划一。教室前面有一片树林，名“少年林”，长满了洋槐树。教室的后面有个圆形的花坛，开满了月季、玫瑰、榆叶梅，花坛正中间立着高高的风向标和白色的百叶箱。花坛后面有两栋二层楼，楼上是男生宿舍，楼下除几间作宿舍外，还有一间专门上音乐课的教室。教导处在学校中央，也是座两层楼，楼上是语文教研组，楼下除教导处外还有教导主任办公室和外语教研组。教导处前面有一大操场。操场东面还有三排房子，第一排是图书馆、阅览室和政治、史、地教研组，中间一排是数理化，动植物，数学教研组，后面一排是物理、化学实验室。再向东是足球场和菜地。从教导处向南过小桥是前院，有女生宿舍、教工食堂、学生食堂、体音美教研组和医务室。
学校大了，教室也大了，有宽大明亮的玻璃窗，桌子也比小学的高了，有能放书的“斗儿”（不能抽开的抽斗）。讲台上放着灰色的半圆形讲桌，黑板大了很多，功课表也整齐地镶在一个木框里。夜自习时再也不用点小煤油灯了，每个教室都有一盏汽灯，那网样的石棉灯罩点燃起来嘶嘶作响，发出耀眼的光。
我们初中一年级共六个班，整整占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一班主要是上街、汜水一带的学生；二班是高山、潘窑、杀鱼沟的学生；三班是夏候、二十里铺的学生；四班是周村、柏庙的学生；五班是留村、司马和竹川、吴沟的学生；六班是峡窝、何寨的学生。我在五班，和同时考上的许安林，许石壮在一个班。
开学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学生是司马人，叫候元恒。小矮个儿，两腮很宽，配着一个十分不协调的小嘴巴。他比我们早到校几天，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唾沫星四溅。他向大家介绍说，“我们学校有大操场、大花园，还有个美丽的澡堂。”听到“美丽的澡堂”，同学们一阵哄堂大笑。后来知道他的父亲是这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叫候金秋。
我们五班留村的学生占了一多半，班干部也几乎都是留村的。石春花当了班长，禹银仓是学习委员，陈清溪是劳动委员，石振华是体育委员，赵桂花是文娱委员。留村的学生还有陈彪，苏喜德、陈桂芬。苏喜德常尿床，干了以后被子上全是尿印子，一圈一圈的，像地图一样，所以大家送他个雅号—地理学家“裴秀”。
我上中学那年十二岁。在这以前，还没有单独睡过觉。现在要离巢独立生活了，母亲自然放心不下，不厌其烦地教我怎样叠被子，怎样收拾衣物，怎样洗碗，为防粮票或钱丢了，母亲特意在我衣服里面缝了个隐蔽的小口袋。
我们住在花坛后面的宿舍楼上，说是“楼”，其实是一层木板棚，走动起来咚咚作响。楼上面没有隔墙，是通的，有二三十米长，像个大火车箱。学生们在楼板上铺上草垫，再把单子、褥子铺在上面，头朝南一排，头朝北一排，一个挨一个，住得下一百多人。下晚自习后，学生们一群群地回到宿舍，聊天的、吵嘴的、打架的，煞是热闹，直到熄灯钟敲过以后才慢慢安静下来。接着咬牙的、放屁的、打鼾的、说梦话的就陆续开始了。夏天，蚊子特多，大家都没有蚊帐，一个个将赤裸的身体暴露在外面，一任蚊虫叮咬。冬天，天气十分冷，北面的窗户虽然都用报纸糊了，但冷风还是一个劲地向里灌。睡觉时，哧哧溜溜地脱下棉衣，搭在被子上面，赶忙钻进被窝里。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用体温互相温暖着。为了方便夜里小解，学校发了几个茅罐 ，放在两头的大门外。半夜憋尿，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光身子披件棉袄，浑身哆嗦着站在门槛里面，也顾不得对准尿罐没有，就撒了出来。第二天早上，几个尿罐满满的，溢出来的尿液沿着青砖楼梯一阶一阶地向下流，结成很多黄白两色的冰喇叭，甚是壮观。一学期后，我们迁到南院去住，南院离学校有一里路，原是天主教堂，房子虽然小了一点，但住宿情况和原来没有什么两样。
每天起床后，先上早操跑步，再回来洗脸。每人买一个直径20公分左右的小瓦盆，平时两两相对扣在一起，放在教室前面。早操时值日生用桶抬来水，每个小瓦盆里分一点。跑步回来的学生一个个撅着屁股，叉着腿，呼呼啦啦地用水在脸上擦过，用袖子把脸一擦，两手在衣襟上一抹就算完事。男生很少洗衣服，大都是穿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后带回家去洗。我上中学前还没有肥皂，洗衣服多用草木灰，有时也从庙会上买些皂角（树上结的豆荚一样的果子，可以浸出泡沫来）。在河边找个平点的石头，把衣服在上面搓来搓去，或者用棒棰将衣服翻来覆去地敲打，挤出赃水来。后来有了石硷，就用硷面在衣服的领口处涂一点，可除去油腻。为了“耐赃”，衣服大都染成黑色或深蓝色。到上中学时有了肥皂，叫“洋硷”，是用劣质动物油加硷面做的。还有一种“棉油皂”，是用棉籽榨油后的渣做的，黑黑的，有一股很臭的味道。香皂则只有个别爱漂亮的女孩子用。
学生们自带粮食在学校搭伙吃饭，在家里将粮食磨成面，背到学生伙上，过称记账后换成粮票。一次背十来斤，大约每隔一星期要向学校交一次粮食。饭场是露天的，按班级划成块，学生们分班蹲在地上吃饭。伙房的锅很大，一顿能煮几十斤米，蒸几十斤馍，熬几箩筐菜。伙房外面摆着三个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学生们排队交粮票后，炊事员在每人碗里倒一勺饭。遇到下雨，值日生用铁桶将饭抬到教室里来吃。每天早上一个小时的早自习后开早饭，早饭照例是半稀不干的小米粥（还不到雍正年间救荒施舍的标准——“插筷子不倒，凉时可以拿着吃”），六个人一小盆炒萝卜丝，分成六份，每份三分钱。中午吃面条，有时是白面做的，有时是红薯面做的，呈深棕色。面条不多，常加些南瓜丝或青菜。为了使面条更稠一点，在汤里搅进去不少玉米面。每碗二两粮票另加一分菜钱。蒸馍有两种，玉米面的黄馍和红薯面的黑馍，小麦面做的白馍只能到过年过节时才吃。菜多是“熬菜”，有南瓜、荀瓜、茄子、萝卜、白菜，油很少，基本上是用盐水煮。偶尔加一点粉条或豆腐（从来没有吃过肉！）算是“改善生活”。春夏之交有一种“根达菜”，叶子肥大，一棵有几斤重，因为便宜，食堂经常买来吃，但吃后，满嘴发涩。这种菜里有一种光敏素，有些人吃了过敏，脸、手等暴露部位肿得厉害。我每月的伙食费是两元，平均每天七分钱，可以买一份炒萝卜丝，一碗熬菜，两碗面条。
从家到学校有七、八里路。星期六放学时竹川的几个学生常结伴而行，经胡寨（那地方有战国时赵国大夫狐偃的墓，叫“狐古冢”）、石嘴回家。路上高年级的学生故意卖弄似地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什么放屁时闻到臭气是屁分子的“布郎运动”，什么鞋底上有摩擦力，下坡时是重力在做功……弄得我莫明其妙。57年，因建铝厂，在上街、米河之间修铁路，我第一次在汜河滩里看到了卡车和挖土机。修铁路气势真大，几乎把一座土山都削平了。铁路修通后，我们不再走石嘴爬大坡了，沿铁路走，路平，也近些。
我们的校长叫庞振华，个子不高，住在学校西边的一间低矮的草房里，一年到头，很少出门。据说他是个打过仗的老红军，他总是穿一身兰制服，带一顶单帽，尖下巴，病漾漾的，很少说话。常在大会上露面并作报告的是副校长杜之庆，胖胖的，红红的脸，短脖子，典型的高血压体型（文革后兼任《荥阳县志》的编辑）。教导主任是邢兆奇和长得胖胖、白白净净的李学文。总务主任是时养正，管些扫把、荆筐、草席、水桶、茅罐之类的杂物。
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叫赵轰，教数学。他的下巴上有一颗黑痣，上面长了几根很长的毛。我对他并不陌生，上小学时就认识他。因为他老婆袁海峰在竹川小学教一、二年级，每到星期六他都回竹川学校。袁海峰原来是一名军人的妻子，后来被赵轰霸占了，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战斗、胜利。我们常拿他开玩笑，说在一个“海峰”上发生了“战斗”，大炮一打，“轰”地一声，“胜利”了。也许是这个原因，赵轰对我很不友好，动不动就拿我试问。因为在班上我的年龄小，个子矮，他老说：“羊群里跑出来个兔子，就你小，就你捣”。有一次在教导处门前开全校大会，我们一5班排在边上，因为我和一个同学说话，被他发现，他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罚我站在队外示众。
教语文的孙冠英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孙冠杰的哥哥。慈眉善眼，走路时一歪一歪的，像个老太太。教英语的老师是荆龙飞，留着个小平头，他翻译的课文非常滑稽，Anna asks “What is your name?”“Where is your home?” 他翻译成“小安孬开言道，尊姓大名？贵府何方？”教植物的阎得玺老师，个子很矮，嗓门倒挺高，他常常把讲课的内容编成曲让我们记，“十字花科，草本最多，单叶护生，四瓣四萼”。教历史的老师叫胡自纯，黑黑的脸，兼当初一1班的班主任。教音乐的老师叫王之言，瘦长脸上有几颗不太显眼的麻子。他风琴弹得很好，几个月里教了我们好几首歌，“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生产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我们美丽的家乡就是日喀则呀……”教美术的段成丹是个乡村老画家，教我们画素描和国画。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中学在西马固村，离家七八里路，过去叫作“荥阳四中”、“荥阳第一完中”，但人们习惯地叫它“马固中学”，58年上街地区因建铝厂划入郑州市后，马固中学改名为“郑州35中”，这个名字一直叫到我中学毕业。
中学比小学大多了。校园西半边有三排教室，每排6个班，共18个班，整齐划一。教室前面有一片树林，名“少年林”，长满了洋槐树。教室的后面有个圆形的花坛，开满了月季、玫瑰、榆叶梅，花坛正中间立着高高的风向标和白色的百叶箱。花坛后面有两栋二层楼，楼上是男生宿舍，楼下除几间作宿舍外，还有一间专门上音乐课的教室。教导处在学校中央，也是座两层楼，楼上是语文教研组，楼下除教导处外还有教导主任办公室和外语教研组。教导处前面有一大操场。操场东面还有三排房子，第一排是图书馆、阅览室和政治、史、地教研组，中间一排是数理化，动植物，数学教研组，后面一排是物理、化学实验室。再向东是足球场和菜地。从教导处向南过小桥是前院，有女生宿舍、教工食堂、学生食堂、体音美教研组和医务室。
学校大了，教室也大了，有宽大明亮的玻璃窗，桌子也比小学的高了，有能放书的“斗儿”（不能抽开的抽斗）。讲台上放着灰色的半圆形讲桌，黑板大了很多，功课表也整齐地镶在一个木框里。夜自习时再也不用点小煤油灯了，每个教室都有一盏汽灯，那网样的石棉灯罩点燃起来嘶嘶作响，发出耀眼的光。
我们初中一年级共六个班，整整占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一班主要是上街、汜水一带的学生；二班是高山、潘窑、杀鱼沟的学生；三班是夏候、二十里铺的学生；四班是周村、柏庙的学生；五班是留村、司马和竹川、吴沟的学生；六班是峡窝、何寨的学生。我在五班，和同时考上的许安林，许石壮在一个班。
开学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学生是司马人，叫候元恒。小矮个儿，两腮很宽，配着一个十分不协调的小嘴巴。他比我们早到校几天，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唾沫星四溅。他向大家介绍说，“我们学校有大操场、大花园，还有个美丽的澡堂。”听到“美丽的澡堂”，同学们一阵哄堂大笑。后来知道他的父亲是这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叫候金秋。
我们五班留村的学生占了一多半，班干部也几乎都是留村的。石春花当了班长，禹银仓是学习委员，陈清溪是劳动委员，石振华是体育委员，赵桂花是文娱委员。留村的学生还有陈彪，苏喜德、陈桂芬。苏喜德常尿床，干了以后被子上全是尿印子，一圈一圈的，像地图一样，所以大家送他个雅号—地理学家“裴秀”。
我上中学那年十二岁。在这以前，还没有单独睡过觉。现在要离巢独立生活了，母亲自然放心不下，不厌其烦地教我怎样叠被子，怎样收拾衣物，怎样洗碗，为防粮票或钱丢了，母亲特意在我衣服里面缝了个隐蔽的小口袋。
我们住在花坛后面的宿舍楼上，说是“楼”，其实是一层木板棚，走动起来咚咚作响。楼上面没有隔墙，是通的，有二三十米长，像个大火车箱。学生们在楼板上铺上草垫，再把单子、褥子铺在上面，头朝南一排，头朝北一排，一个挨一个，住得下一百多人。下晚自习后，学生们一群群地回到宿舍，聊天的、吵嘴的、打架的，煞是热闹，直到熄灯钟敲过以后才慢慢安静下来。接着咬牙的、放屁的、打鼾的、说梦话的就陆续开始了。夏天，蚊子特多，大家都没有蚊帐，一个个将赤裸的身体暴露在外面，一任蚊虫叮咬。冬天，天气十分冷，北面的窗户虽然都用报纸糊了，但冷风还是一个劲地向里灌。睡觉时，哧哧溜溜地脱下棉衣，搭在被子上面，赶忙钻进被窝里。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用体温互相温暖着。为了方便夜里小解，学校发了几个茅罐 ，放在两头的大门外。半夜憋尿，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光身子披件棉袄，浑身哆嗦着站在门槛里面，也顾不得对准尿罐没有，就撒了出来。第二天早上，几个尿罐满满的，溢出来的尿液沿着青砖楼梯一阶一阶地向下流，结成很多黄白两色的冰喇叭，甚是壮观。一学期后，我们迁到南院去住，南院离学校有一里路，原是天主教堂，房子虽然小了一点，但住宿情况和原来没有什么两样。
每天起床后，先上早操跑步，再回来洗脸。每人买一个直径20公分左右的小瓦盆，平时两两相对扣在一起，放在教室前面。早操时值日生用桶抬来水，每个小瓦盆里分一点。跑步回来的学生一个个撅着屁股，叉着腿，呼呼啦啦地用水在脸上擦过，用袖子把脸一擦，两手在衣襟上一抹就算完事。男生很少洗衣服，大都是穿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后带回家去洗。我上中学前还没有肥皂，洗衣服多用草木灰，有时也从庙会上买些皂角（树上结的豆荚一样的果子，可以浸出泡沫来）。在河边找个平点的石头，把衣服在上面搓来搓去，或者用棒棰将衣服翻来覆去地敲打，挤出赃水来。后来有了石硷，就用硷面在衣服的领口处涂一点，可除去油腻。为了“耐赃”，衣服大都染成黑色或深蓝色。到上中学时有了肥皂，叫“洋硷”，是用劣质动物油加硷面做的。还有一种“棉油皂”，是用棉籽榨油后的渣做的，黑黑的，有一股很臭的味道。香皂则只有个别爱漂亮的女孩子用。
学生们自带粮食在学校搭伙吃饭，在家里将粮食磨成面，背到学生伙上，过称记账后换成粮票。一次背十来斤，大约每隔一星期要向学校交一次粮食。饭场是露天的，按班级划成块，学生们分班蹲在地上吃饭。伙房的锅很大，一顿能煮几十斤米，蒸几十斤馍，熬几箩筐菜。伙房外面摆着三个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学生们排队交粮票后，炊事员在每人碗里倒一勺饭。遇到下雨，值日生用铁桶将饭抬到教室里来吃。每天早上一个小时的早自习后开早饭，早饭照例是半稀不干的小米粥（还不到雍正年间救荒施舍的标准——“插筷子不倒，凉时可以拿着吃”），六个人一小盆炒萝卜丝，分成六份，每份三分钱。中午吃面条，有时是白面做的，有时是红薯面做的，呈深棕色。面条不多，常加些南瓜丝或青菜。为了使面条更稠一点，在汤里搅进去不少玉米面。每碗二两粮票另加一分菜钱。蒸馍有两种，玉米面的黄馍和红薯面的黑馍，小麦面做的白馍只能到过年过节时才吃。菜多是“熬菜”，有南瓜、荀瓜、茄子、萝卜、白菜，油很少，基本上是用盐水煮。偶尔加一点粉条或豆腐（从来没有吃过肉！）算是“改善生活”。春夏之交有一种“根达菜”，叶子肥大，一棵有几斤重，因为便宜，食堂经常买来吃，但吃后，满嘴发涩。这种菜里有一种光敏素，有些人吃了过敏，脸、手等暴露部位肿得厉害。我每月的伙食费是两元，平均每天七分钱，可以买一份炒萝卜丝，一碗熬菜，两碗面条。
从家到学校有七、八里路。星期六放学时竹川的几个学生常结伴而行，经胡寨（那地方有战国时赵国大夫狐偃的墓，叫“狐古冢”）、石嘴回家。路上高年级的学生故意卖弄似地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什么放屁时闻到臭气是屁分子的“布郎运动”，什么鞋底上有摩擦力，下坡时是重力在做功……弄得我莫明其妙。57年，因建铝厂，在上街、米河之间修铁路，我第一次在汜河滩里看到了卡车和挖土机。修铁路气势真大，几乎把一座土山都削平了。铁路修通后，我们不再走石嘴爬大坡了，沿铁路走，路平，也近些。
我们的校长叫庞振华，个子不高，住在学校西边的一间低矮的草房里，一年到头，很少出门。据说他是个打过仗的老红军，他总是穿一身兰制服，带一顶单帽，尖下巴，病漾漾的，很少说话。常在大会上露面并作报告的是副校长杜之庆，胖胖的，红红的脸，短脖子，典型的高血压体型（文革后兼任《荥阳县志》的编辑）。教导主任是邢兆奇和长得胖胖、白白净净的李学文。总务主任是时养正，管些扫把、荆筐、草席、水桶、茅罐之类的杂物。
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叫赵轰，教数学。他的下巴上有一颗黑痣，上面长了几根很长的毛。我对他并不陌生，上小学时就认识他。因为他老婆袁海峰在竹川小学教一、二年级，每到星期六他都回竹川学校。袁海峰原来是一名军人的妻子，后来被赵轰霸占了，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战斗、胜利。我们常拿他开玩笑，说在一个“海峰”上发生了“战斗”，大炮一打，“轰”地一声，“胜利”了。也许是这个原因，赵轰对我很不友好，动不动就拿我试问。因为在班上我的年龄小，个子矮，他老说：“羊群里跑出来个兔子，就你小，就你捣”。有一次在教导处门前开全校大会，我们一5班排在边上，因为我和一个同学说话，被他发现，他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罚我站在队外示众。
教语文的孙冠英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孙冠杰的哥哥。慈眉善眼，走路时一歪一歪的，像个老太太。教英语的老师是荆龙飞，留着个小平头，他翻译的课文非常滑稽，Anna asks “What is your name?”“Where is your home?” 他翻译成“小安孬开言道，尊姓大名？贵府何方？”教植物的阎得玺老师，个子很矮，嗓门倒挺高，他常常把讲课的内容编成曲让我们记，“十字花科，草本最多，单叶护生，四瓣四萼”。教历史的老师叫胡自纯，黑黑的脸，兼当初一1班的班主任。教音乐的老师叫王之言，瘦长脸上有几颗不太显眼的麻子。他风琴弹得很好，几个月里教了我们好几首歌，“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生产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我们美丽的家乡就是日喀则呀……”教美术的段成丹是个乡村老画家，教我们画素描和国画。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