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兴修水利过程中出现了“一条渠道跨几个合作社管区”之类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将合作社进一步扩大，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当时，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固执地认为“必须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坚决搞大集体；另一方面，56年以来毛多次针对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反冒进”的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加上57年反右斗争的影响，党内外缄口一言，对毛的话只能唯命是从。于是在党内外一片“越大越好”的附和声中，58年夏毛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河北、河南的农村，在视察了河北徐水和河南的新乡七里营后，“春风得意” 的毛泽东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口号，58年秋，全国上下就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毛心目中的人民公社应该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为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所谓“大”，就是规模大，一个人民公社几万人到几十万人，一个乡一个社，甚至一个县也可以成立一个大“联社”。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全部实行公有制，高级社时社员保留的自留地 、家庭饲养的畜禽都要全部交公，彻底消灭私有。公社内资金、粮食、农具、劳力统一调拨，统一指挥。县、乡的行政管理和生产领导合并，实行“平战结合”的军事化领导。取消初级社的“按劳分配”制度，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供给制”。家家户户老人进敬老院，儿童入托儿所，成立公共食堂，吃集体饭。
毛泽东摹仿着康有为“天下大同”的主张，在中国的土地上试验他的共产主义。
于是荥阳县西部的几个农业社合并成立了“高山人民公社”，公社总部设在偏僻的高山村，下辖五、六个大队。竹川的东寨、西沟、西窑、北头，加上司庄、陈庄成立竹川大队，各自然村为一生产小队（东寨村较大，以小石坡为界分为东、西两队）。
社员自己的农具，如杈耙耧犁扁担铁锨锄头，都集中在一起，统一分配使用。劳力听钟声到场院集合，分配劳动任务。生产实行兵团式的“大会战”，公社从各生产队抽调劳力，组成上千人的会战大军。被抽调的劳力身背行李背包，排成队伍，由队长打着红旗，高呼口号开往工地。
社员被迫将自己家里的陈年存粮，饲养的猪羊鸡鸭，连同锅碗瓢勺都交了公，成立了公社食堂。许家家庙里的祖先牌位砸了，砌起三、四米长的大灶，抽调了二十多个劳力当炊事员，大笼蒸馍，大锅煮饭 。因为57、58年连续两年风调雨顺，收成很好，加上社员一下子交来许多存食，公社领导高兴得不得了，决定“甩开膀子干活，放开肚皮吃饭”。于是食堂前的空地上蹲满了拖儿带女的社员，一团团、一簇簇，大盆小碗，山吃海喝，连小猫、小狗都跟着饱了口福。
公社干部们根据毛的指示，忙着规划如何“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于是做出决定，在司庄建一大坝，把汜河水拦起来建水电站，同时修一条水渠让河水通过司庄浇东寨村的田地。在南顶修了“万头养猪场”，集体喂猪，并决定将汜河滩上的桑树全部砍了，挖成十几个长方形的鱼塘，放养了鱼苗。
上百个劳力花了一个冬天，辛辛苦苦修了个水电站，发出的电带不动一个一百瓦的灯泡。修的水渠，工程潦草，渗漏垮塌，司庄人又从上游偷水，下游从来没有用渠水浇过一分土地。万头猪场常闹猪瘟，生猪成批成批地死亡。汜河滩上挖的鱼塘虽放养了鱼苗，但北方人不吃鱼，也不会养，鱼苗都翻了白肚，鱼塘成了一个个臭水坑。
靠着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竹川集上大兴土木，修了大礼堂、澡堂、文化宫，通往小学的河道上通过“大会战”修了一座砖石桥，可是不久就被大水冲垮了（现存的桥是后来又修的）。当总指挥的木匠当时还不懂得使用钢筋水泥，靠榫卯结构盖得大礼堂像个大木棚。泥土地面上支起几排木板、树棍当座椅，台上演戏讲话，台底下人群哄哄，尘土飞扬。公社干部石培珍在台上作报告，讲到忘形处，竟一脚踏空从台上摔了下来。澡堂是个砖砌的大池子，没有自来水，靠劳力用肩膀挑。澡堂虽然免费供应肥皂、毛巾，但害羞的农村妇女谁也不敢踏进一步。文化宫盖了个三角形的高门楼，把几间民房改成了阅览室、赛诗台和农业大学。竹川队还建立了“敬老院”、“托儿所”，孩子生下来由公社扶养，老人死了由公社负责安葬。
领导要群众“过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统一“美化”街道和家庭，于是请了一些过去给神庙画画的画家，在街道的墙面上画了很多宣传画：红太阳照耀下，天上飞机在飞，地上拖拉机在跑；山上果木成林，坡上牛羊成群，田里麦浪起伏，河里鲤鱼打挺，到处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真像是明天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东寨村第一家实行“家庭美化”的是队长许天佑、许海盈家。公社出人出力将们家的墙壁用石灰水刷白，墙上贴了毛主席像，清理了一切杂物，家里只留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床。
公社要发展文艺，组织了一个农民剧团，天天在文化宫里吹拉弹唱。我家离文化宫最近，为安排演员的住处，公社干部命令我们搬家。我家被迫搬到南顶，只带了随身替换的几件衣服，家里所有的桌椅板凳全都留给了剧团使用。在南顶爷爷奶奶和母亲住进了一户姓许家的窑洞，二婶和她的孩子们搬进了另外一家，三婶去荥阳二十里铺找三叔，全家分成了三处。社员家里不许生火，只能到公社食堂吃饭，新搬的家离集体食堂差不多有二里路，爷爷奶奶不得不一天三次走路去那里吃饭，或者由母亲用瓦罐提回来一些。母亲因无孩子拖累，成了“大会战”的主力，常被抽调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劳动。遇到母亲派工外出，一去多日不能回来，爷爷奶奶只能隔三差四地去食堂吃一回饱饭。家里没有火也没有锅，别说想自己做点吃的，就是想喝一口开水也办不到。我星期天从学校回家，从自己家门口经过，看到屋子被扫荡得空空的，墙上杂乱地挂着戏衣和耍狮子的道具“狮子皮”，上房的桌子被随意地扔在院子里，一群男女坐在桌子上打情骂俏，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南顶，母亲因参加会战不在家，常常看不到她。只见奶奶唉声叹气地坐着，拉着我的手伤心地说，“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自己家里，要是死在外面，当鬼也是个孤魂。”
毛泽东很得意，他说：“现在实现了吃饭不要钱，穿衣也可以不要钱么！上学也可以不要钱么！”似乎中国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