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在51-56年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毛泽东利用人们解放后急切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情绪，提出过很多不切合实际的高目标。56年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情况时，周恩来总理精打细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稳扎稳打，“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盲目冒进”的意见。毛对此观点十分恼火，认为这是“给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说周总理希望“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是李清照式的“寡妇脸，寡妇心态”。毛当着“大跃进”的鼓吹者，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面羞辱了周恩来，说他“离右派分子只有五十米远了”。周恩来在毛的压力下被迫作了检查，差一点被撤了职（毛欲以极左的柯庆施取而代之）。57年共产党整风时“右派分子”批评毛，说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毛狡辩说：“不好大，难道好小？不喜功，难道喜过？”他坚持说“就是要急六亿人民的‘功’，近社会主义的‘利’。”反右以后，毛又说“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能量”，击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好局面已经到来。他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反对一切右倾保守观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打破常规，在工业、农业各个方面来一个全面大跃进。
一辈子从未到过西方国家，也从不知道资本主义有多大份量的毛泽东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57年社会主义的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了人造卫星，这更使毛泽东激动不已。毛说，目前世界革命的形势是“东风压倒了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帝国主义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而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光芒万丈，喷薄欲出。毛泽东决心以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和资本主义一比高低。在一番热心的幻想后，他发出气壮山河的号召，钢产量一年内要翻番，农业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要把老牌资本主义远远地甩在我们的后面。”
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鼓动下，政治狂热病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处是革命的、蛊惑人心的豪言壮语：“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办不到，就怕想不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要高山低头，要河水倒流，要牵着龙王的鼻子走”。赛诗会上有人叫出了豪迈的语言：“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在一片要“高”、要“快”的压力和鼓噪下，实事求是的人们缄口不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盲目、浮夸、弄虚作假的恶风。
在“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农业战线要求58年的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人均占有2000斤粮的目标。为实现粮食翻番，竹川南面的一大片平地规划为“丰产方”样板田。妇女队长发出誓言，“不达（亩产）双千斤，誓死不结婚”。领导们认为“深翻土地”可以高产，于是号召“全党动员，全民上阵，大翻其土”。为了深翻土地，公社特意打制了一尺多长的钢锨，成百个劳力敲锣打鼓上阵，夜里点着气灯大会战。深翻的结果，挖地三尺，将地下的生土翻到了上面，耕作多年的熟土被压在底下，土壤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为了丰产，领导又要搞“密植”，一亩地小麦种子由原来的40斤增加到80斤，又增加到120斤。麦苗刚长出来时倒是绿油油的一片，可是到结穗时，因为通风不良缺乏阳光，大片倒伏烂秧，颗粒无收。
工业战线提出“为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目标 ，靠当时的炼钢厂仅能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一，剩下的部分只得用“土高炉”来生产。秋季到了，钢产量仍然只完成了全年任务的四分之一，毛着急了，号召“确保钢铁元帅升帐”。全国动员了七千万劳力（相当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参加大炼钢铁。农民们用土坯垒成两米多高的炼钢炉，用木板做成风箱代替鼓风机，砍倒树木当木炭（全国各地大多数森林在58年被毁），妇女一律剪成短发，用剪下来的头发掺和在泥里涂在小高炉内壁上当耐火材料，实行土法炼钢。到夜晚炼钢场上人声鼎沸，烟雾弥漫，火光冲天。高山公社在金谷堆建了几十个炼钢炉，从五六十里外的南山步行挑回矿石，砍倒成片的大树，烧成灰烬，从各生产队抽调来劳动力，由公社统一提供伙食，参加大办钢铁的会战。习惯了农田劳作的人们撂下农活，背上行李，集中住在临时搭成的窝棚里，倒着班，在炼钢炉旁拉风箱，为炼钢炉出渣、加料。
靠燃烧木柴煤块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炼钢的条件，黑石头即使熔化了，也炼不出钢来。立下了“军令状”的干部们为了实现领袖提出的目标，就挨家挨户搜寻铁器，将铁锅、铁盆、犁滑、耙齿、铁索、水车、铁钉，甚至连门上的铁门闩都拆下来炼了钢。为凑那个1070的数字，好端端的铁器被砸毁，经小高炉一炼，熔进了杂质，成了一堆蜂窝状的、毫无用处的废品——烧结铁。
中央要求各地“跳起来摘桃子”，“高产、高产、再高产”。上有求焉，下有甚焉，于是上级压下级，下级骗上级，层层欺骗，一直骗到党中央。干部们为了不当“保守派”，就弄虚作假，打肿脸充胖子，扯开嗓子吹牛皮。竹川队的丰产方搞高产示范田，把别的地里长得较好的庄稼连根刨出，移栽到丰产方的地里，把其他地里长的玉米穗绑到示范田的玉米竿上供领导检查参观。为制造声势，每挖出一块大红薯、长了一个大萝卜、流出了一股钢水，都披红带花地抬着，百十人排成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向党报喜。各地都争着“放高产卫星”，所报的产量一个比一个高，《人民日报》登载河南省遂平县小麦卫星亩产达一千七百斤，广西水稻亩产竟高到二十万斤的天文数字。
大跃进的同时毛还发动了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的“除四害”运动，学校规定每人一天要打三百只苍蝇，两只老鼠、两只麻雀。打死的苍蝇要一个一个拣起来，装进玻璃瓶里或用纸包上，打死了老鼠要割下尾巴，交领导检查。冬天没有苍蝇就在厕所围墙附近挖蝇蛹。白天成百上千的人在竹竿上拴上布条，敲锣打鼓，追赶麻雀，直到麻雀累得飞不动掉下来为止，晚上学生们打着电筒到处捣麻雀窝、掏麻雀蛋。
毛还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号召“年轻的打倒年老的”，敢想敢干，搞一场“技术革命”，开动脑筋搞发明创造，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于是各地都在研究“皮带传动”、“齿轮传动”，不断传来某地实现了“轮子化”（胶皮轮车），“沼气化”的喜讯，涌现出了一批批农民“理论家”、“发明家”、“科学家”。
红旗招展，捷报频传，毛泽东陶醉在胜利的喜悦里。
有良心的中央领导人不信鬼、不信邪，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59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根据他在农村的调查情况，在庐山会议上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农村大跃进中出现的“虚假浮夸”问题，反映农民群众对吃食堂的不满，正在庐山“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开神仙会的毛泽东突然翻了脸，对彭德怀进行了蛮横武断地批判，毛说“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彭德怀说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别有用心地夸大一个指头的缺点，污蔑和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极不公正的批判更加助长了党内的“极左”情绪，这场荒唐的闹剧一直持续到60年初。
被誉为“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曾经写过《矛盾论》、《实践论》光辉巨著的毛泽东却忘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违背客观规律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60年的大饥荒正在向我们逼近。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一辈子从未到过西方国家，也从不知道资本主义有多大份量的毛泽东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57年社会主义的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了人造卫星，这更使毛泽东激动不已。毛说，目前世界革命的形势是“东风压倒了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帝国主义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而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光芒万丈，喷薄欲出。毛泽东决心以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和资本主义一比高低。在一番热心的幻想后，他发出气壮山河的号召，钢产量一年内要翻番，农业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要把老牌资本主义远远地甩在我们的后面。”
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鼓动下，政治狂热病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处是革命的、蛊惑人心的豪言壮语：“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办不到，就怕想不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要高山低头，要河水倒流，要牵着龙王的鼻子走”。赛诗会上有人叫出了豪迈的语言：“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在一片要“高”、要“快”的压力和鼓噪下，实事求是的人们缄口不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盲目、浮夸、弄虚作假的恶风。
在“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农业战线要求58年的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人均占有2000斤粮的目标。为实现粮食翻番，竹川南面的一大片平地规划为“丰产方”样板田。妇女队长发出誓言，“不达（亩产）双千斤，誓死不结婚”。领导们认为“深翻土地”可以高产，于是号召“全党动员，全民上阵，大翻其土”。为了深翻土地，公社特意打制了一尺多长的钢锨，成百个劳力敲锣打鼓上阵，夜里点着气灯大会战。深翻的结果，挖地三尺，将地下的生土翻到了上面，耕作多年的熟土被压在底下，土壤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为了丰产，领导又要搞“密植”，一亩地小麦种子由原来的40斤增加到80斤，又增加到120斤。麦苗刚长出来时倒是绿油油的一片，可是到结穗时，因为通风不良缺乏阳光，大片倒伏烂秧，颗粒无收。
工业战线提出“为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目标 ，靠当时的炼钢厂仅能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一，剩下的部分只得用“土高炉”来生产。秋季到了，钢产量仍然只完成了全年任务的四分之一，毛着急了，号召“确保钢铁元帅升帐”。全国动员了七千万劳力（相当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参加大炼钢铁。农民们用土坯垒成两米多高的炼钢炉，用木板做成风箱代替鼓风机，砍倒树木当木炭（全国各地大多数森林在58年被毁），妇女一律剪成短发，用剪下来的头发掺和在泥里涂在小高炉内壁上当耐火材料，实行土法炼钢。到夜晚炼钢场上人声鼎沸，烟雾弥漫，火光冲天。高山公社在金谷堆建了几十个炼钢炉，从五六十里外的南山步行挑回矿石，砍倒成片的大树，烧成灰烬，从各生产队抽调来劳动力，由公社统一提供伙食，参加大办钢铁的会战。习惯了农田劳作的人们撂下农活，背上行李，集中住在临时搭成的窝棚里，倒着班，在炼钢炉旁拉风箱，为炼钢炉出渣、加料。
靠燃烧木柴煤块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炼钢的条件，黑石头即使熔化了，也炼不出钢来。立下了“军令状”的干部们为了实现领袖提出的目标，就挨家挨户搜寻铁器，将铁锅、铁盆、犁滑、耙齿、铁索、水车、铁钉，甚至连门上的铁门闩都拆下来炼了钢。为凑那个1070的数字，好端端的铁器被砸毁，经小高炉一炼，熔进了杂质，成了一堆蜂窝状的、毫无用处的废品——烧结铁。
中央要求各地“跳起来摘桃子”，“高产、高产、再高产”。上有求焉，下有甚焉，于是上级压下级，下级骗上级，层层欺骗，一直骗到党中央。干部们为了不当“保守派”，就弄虚作假，打肿脸充胖子，扯开嗓子吹牛皮。竹川队的丰产方搞高产示范田，把别的地里长得较好的庄稼连根刨出，移栽到丰产方的地里，把其他地里长的玉米穗绑到示范田的玉米竿上供领导检查参观。为制造声势，每挖出一块大红薯、长了一个大萝卜、流出了一股钢水，都披红带花地抬着，百十人排成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向党报喜。各地都争着“放高产卫星”，所报的产量一个比一个高，《人民日报》登载河南省遂平县小麦卫星亩产达一千七百斤，广西水稻亩产竟高到二十万斤的天文数字。
大跃进的同时毛还发动了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的“除四害”运动，学校规定每人一天要打三百只苍蝇，两只老鼠、两只麻雀。打死的苍蝇要一个一个拣起来，装进玻璃瓶里或用纸包上，打死了老鼠要割下尾巴，交领导检查。冬天没有苍蝇就在厕所围墙附近挖蝇蛹。白天成百上千的人在竹竿上拴上布条，敲锣打鼓，追赶麻雀，直到麻雀累得飞不动掉下来为止，晚上学生们打着电筒到处捣麻雀窝、掏麻雀蛋。
毛还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号召“年轻的打倒年老的”，敢想敢干，搞一场“技术革命”，开动脑筋搞发明创造，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于是各地都在研究“皮带传动”、“齿轮传动”，不断传来某地实现了“轮子化”（胶皮轮车），“沼气化”的喜讯，涌现出了一批批农民“理论家”、“发明家”、“科学家”。
红旗招展，捷报频传，毛泽东陶醉在胜利的喜悦里。
有良心的中央领导人不信鬼、不信邪，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59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根据他在农村的调查情况，在庐山会议上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农村大跃进中出现的“虚假浮夸”问题，反映农民群众对吃食堂的不满，正在庐山“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开神仙会的毛泽东突然翻了脸，对彭德怀进行了蛮横武断地批判，毛说“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彭德怀说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别有用心地夸大一个指头的缺点，污蔑和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极不公正的批判更加助长了党内的“极左”情绪，这场荒唐的闹剧一直持续到60年初。
被誉为“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曾经写过《矛盾论》、《实践论》光辉巨著的毛泽东却忘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违背客观规律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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