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年级的学生都在配合大跃进搞勤工俭学。一些班级到火车站帮助卸货，一些班到石嘴“拉坡” 。石嘴大坡又长又陡，七拐八弯，空手上一次都气喘嘘嘘，更何况拉上几吨重的砂石。十几个学生在前面拉着一辆大马车（从农村借来马车，改用人拉），十几个学生在后面推，班长像吆喝牲口一样呼喊着，要大家一齐用力。时值寒冬，拉着车上一次坡，棉袄里出许多汗，湿透了里面的衣服。下去拉第二趟时，寒风一吹，浑身冰凉，冻得直打哆嗦。去火车站帮工厂拉货常加班干到后半夜，那“瞌睡得掉脑袋”的滋味实在难以忍受。我俯在马车的后面，下面，腿还在机械地走路，上面，脑袋已经睡着了。不小心，两脚稍微一慢，睡着了的上半身就被行动着的车子甩掉，栽一个跟头。
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深翻土地的大会战，大炼钢铁时又被抽调去南山背矿石或到工地炼钢。到南山来回百十里，一天一夜打个来回，饥渴乏困，连跑两三趟，再强壮的年轻人也被撂倒了。虽然只背碗大的一块石头，俗话说“远路没轻重”，走着走着，肩膀上就像压了座山。有的学生实在背不动了，半路将矿石扔了，空手走回来，快到学校时，再从河滩上拣一块黑石头背上充数。
58年中秋节前，我们几个班被抽调到石板沟修公路，在那里干了十几天，白天干活，累得浑身酸疼，夜里十几个学生挤在窝棚里睡觉，每餐啃一块咸菜两个窝头（中秋节那天每人发了半块比石头还硬的月饼）。过了中秋节从石板沟撤回学校时，我们发现从铝厂工地扯来了电线，教室里装上了日光灯。
为搞勤工俭学，高中部的化学老师蔡儒林办了个化工厂，用一些陶管和水缸连在一起，生产盐酸、硫酸、糠醛。工厂里整天散发着刺鼻的酸味，每个在化工厂劳动过的学生，衣服上尽是大大小小被酸烧成的窟窿。生物组也办了个养兔场，养了百十只兔子。
阴差阳错，我被指派当了兔倌。初二年级在1、3、5班各抽一人参加养兔，我被抽了去（1班苌玉风、3班王淑兰，5班是我），还有初三的王玉宾，初一的郭培成（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胳膊软瘫）、倪得元(斜眼)，高二的禹宝珍当了头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王耀卿老师，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我们学校改行教动物，他领着我们打扫卫生、给兔子喂草，照料兔子下崽生子，还教我们把兔子四脚钉在木板上进行解剖，观察内脏。组长禹宝珍像个大姐（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开封师范），对大家非常宽厚。起初我常和郭培成一块到地里给兔子拔草，后来王玉宾教我们一个偷懒的方法，到铝厂工地食堂捡菜叶子。于是我们就经常出没在食堂的垃圾堆里，冒着馊味拾些菜叶、萝卜头来喂兔子。
养兔场像个避风港。当大多数学生都被抽调去南山背矿石、去工地炼钢铁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兔倌和化工厂值班的学生仍然留在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们都去工地了，只剩下我们这几个学生在偌大的校园里游荡。校园里寂静得吓人，只有“少年林”槐树上的知了无忧无虑地叫着，那声音抑扬顿挫，此起彼伏。
为大造革命声势，“五一”、“十一”、“元旦”都要大搞宣传活动。学校成立了美术组和文艺宣传队，每逢节日美术组出壁报，文艺组演节目。王勤、许哲民合说的快板、康得春的相声、女生的舞蹈小合唱很受欢迎。
我在小学时就喜欢画画，常用些廉价的水彩颜料涂涂画画，到中学受到美术老师高复兴的指导，很有长进。我和一班的郑建国、二班的阎小环（沙鱼沟人，中学毕业后在家，因扒火车摔死了）、六班的王同宝（后参军，转业后在郑州一小学教书）参加了美术组，组长是高三的李国朝。我们照着报纸杂志上的宣传画临摹，我画过双手推开两座大山，气吞山河的农民；画过骑在龙头上，牵着龙鼻子的英雄；画过头带风镜、手握钢钎的炼钢工人；画过头带筒子帽，身穿燕尾服，留着白胡子，直喘粗气，被中国人远远甩在后面的英国佬；还画过一只大手抓螃蟹，题目是“看你横行到几时！”（指美国帝国主义）。
画得多了，胆子渐渐大了，原来用半张纸画一幅，后来用一张纸，最后我把十六张纸拼在一起钉在墙上，把炭条绑在长竹竿上，站在几米远以外画大画（标题是“你为解放台湾作了些什么？”）。我模仿油画的风格，把大块颜色涂在画面上，被李国朝骂道“你是个用颜色大王！” 既然政治宣传是头号任务，美术组理所当然地也成了我的避免参加艰苦劳动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