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承认：初中的三年，无论是政治表现、劳动、学习，哪一方面我都不是一个好学生。
57年反右，不明不白地失去了一大批有名望的老师。那个过去管扫帚、箩筐的总务主任反而爬上了台，当了党委书记，一手遮天。烂了半个鼻孔，连话都讲不清楚的汪庭喜当了教导主任，整个学校连个名正言顺的校长也没有，这使我十分沮丧。
社会上到处在喊“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做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可是，什么是“红”？什么是“政治”？怎样“突出”？谁能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按他们的理论，“红”就是要“追求进步”、“向组织靠拢”，也就是向时养正靠拢，向时养正培养的班干部靠拢，拍他们的马屁，在他们面前邀功争宠。一个叫杨天义的学生神秘地对我说，“要想得到表扬，当好学生，就得有眼色，会使巧劲。你闷着头在地里劳动一天，也没人看见；如果讲台上有块砖掉了，你修了，就很容易被人发现，你就会受到表扬。”但是，我实在不喜欢这样装腔作势地弄虚作假，也不会违心地去奉承和讨好别人。因此我不属于“靠近组织，追求进步”的那种人。论劳动，班上数我年龄小、个子矮，又因为我在兔场养兔，石嘴拉坡没去，大炼钢铁挑矿石没去，挑水抗旱没去，因此我“劳动不积极”。说学习，初中的三年里，因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参加劳动，没有上课。而且大部分课的教学方法我很不喜欢。政治课，连篇累牍地讲些虚无缥缈、假大虚空的口号；语文课，本来一读就懂的课文，偏要解词、造句，背诵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历史课，那么多精彩的历史典故没人关注，几千年的历史却被千篇一律地归纳为一个公式：“新政权建立—减赋税，轻徭役—政治腐败—阶级压迫—农民暴动—推翻封建统治—推动了历史进步”。地理课，不讲各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偏偏要去死记硬背那些山脉、河流、气候、物产。教这些课的老师们怕犯错误，谨小慎微地按事先写好的教案照本宣科，枯燥乏味。四十五分钟一节课，上不到一半，我就如坐针毡，魂不守舍。于是在课堂上作小动作，或偷偷地看《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的小说。
我偏爱数学，《代数》比小学的《算术》有意思多了，利用设未知数列方程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解“鸡兔同笼”之类的问题。我自学了一些数学书籍，在其他学生还在背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时，我已经弄懂了有理数、无理数、实数、虚数。我知道了无穷大的倒数是零，利用对数可以把乘除变成加减，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可以把图形（直线、抛物线、圆）变成方程。我非常感谢数学老师黄焕奎和王国玺，是他们用数学把我带入了一个虚幻、抽象而又非常严谨的思维空间，启迪和培养了我的逻辑判断能力。物理化学课上讲的内容我都喜欢动手一试，看个究竟。讲了电以后，我用两根废电池里的石墨棒作电解水实验。因为不知道会不会爆炸，我把电线连好以后，躲在桌子底下才敢打开开关。当然我也挨过多次电击，但我掌握了电的本性，学会了带电安装电灯。有一次上化学实习课，我发现讲台上有一瓶白磷，浸泡在煤油里，我想起磷燃烧会形成鬼火，于是从瓶中取出绿豆大一块来点燃。那东西燃烧甚剧，我慌了手脚，连忙用脚踩，鞋底着了火，踩在哪里，哪里就出现一个燃烧的脚印。我连踩带跺，终于把火弄熄，这时班主任化学老师赵学海进来了，他看见满屋子五氧化二磷的白烟，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
我对外语有浓厚的兴趣，二年级时我就读了不少简易读物。当时没有汉英字典卖，我就拿一本英汉字典，一页一页地读，把常用的单词转抄在一本新华字典上。一个学期后，那本《新华字典》被我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成了一本自编的《汉英字典》。
当语文课上还在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社戏》的时候，我就买了《鲁迅全集》第三卷，我读了《战士和苍蝇》、《夏三虫》、《无花的蔷薇》、《马上支日记》等，我记住了“拿钢刀的，拿软刀的，屠夫们逍遥复逍遥，连而已也被放在应该去的地方的时候，我只有《而已》而已！”我深为鲁迅铮铮的铁骨、犀利的文风所感动。我学着鲁迅的风格记日记，并在扉页上抄下“只要我的靶子不再把面皮绷得紧紧，我的任务也就完了”。我买了《诗经选注》、《楚辞今译》，当我读了屈原的《离骚》、《九歌》之后，我也在日记上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旗，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反右倾拔白旗”。马固中学的党委书记时养正也布置各班团支部搜集学生中诽谤“三面红旗”的言论。初三2班的团书记赵宝荣整天陪着大耳朵校长到河滩里打野鸭子；3班的书记卢桂荣傻乎乎地一天到晚被几个工人子弟取笑；4班的书记魏焕荣不管时养正的那一套，依然和大家嘻嘻哈哈地混在一起；只有5班的书记高国琛心恨手辣，专门干整人的勾当。高国琛童年时瞎了一只眼，在眼眶里装了一个污秽不堪的瓷眼珠，一天到晚像狗一样到处嗅着“离经叛道”的气味。我小学时的同学许玉舟为取宠于高国琛，背叛了儿时的友谊，甘心充当谄媚和打小报告的角色。他偷了我的日记并拿给高国琛看，高国琛在我的日记里没有找到革命的豪言壮语，倒看到一些艰涩的语言，他认定我不是那种党的“驯服工具”，我被他列入了走“白专道路”的黑名单。
59年马固中学第一届高中生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毕业，他们中间有个叫方联军（方顶人，和我们家有点远房亲戚）的告诉我，他们那一届毕业生中除出身不好的几个人外全都上了大学，而几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却都因出身问题，一个也没有被录取。他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富农而没能上大学。
上街建设铝厂以后，把农民的生活和工人一比，我有了要好好读书，将来离开农村，找工作、当工人，拿工资，吃商品粮的想法。当想到我也是“地主”出身时，方联军讲的消息对我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如果等待我的也是这样的命运，那成绩再好又有什么用处？前途还有什么希望？
我十分苦闷、十分彷徨。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57年反右，不明不白地失去了一大批有名望的老师。那个过去管扫帚、箩筐的总务主任反而爬上了台，当了党委书记，一手遮天。烂了半个鼻孔，连话都讲不清楚的汪庭喜当了教导主任，整个学校连个名正言顺的校长也没有，这使我十分沮丧。
社会上到处在喊“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做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可是，什么是“红”？什么是“政治”？怎样“突出”？谁能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按他们的理论，“红”就是要“追求进步”、“向组织靠拢”，也就是向时养正靠拢，向时养正培养的班干部靠拢，拍他们的马屁，在他们面前邀功争宠。一个叫杨天义的学生神秘地对我说，“要想得到表扬，当好学生，就得有眼色，会使巧劲。你闷着头在地里劳动一天，也没人看见；如果讲台上有块砖掉了，你修了，就很容易被人发现，你就会受到表扬。”但是，我实在不喜欢这样装腔作势地弄虚作假，也不会违心地去奉承和讨好别人。因此我不属于“靠近组织，追求进步”的那种人。论劳动，班上数我年龄小、个子矮，又因为我在兔场养兔，石嘴拉坡没去，大炼钢铁挑矿石没去，挑水抗旱没去，因此我“劳动不积极”。说学习，初中的三年里，因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参加劳动，没有上课。而且大部分课的教学方法我很不喜欢。政治课，连篇累牍地讲些虚无缥缈、假大虚空的口号；语文课，本来一读就懂的课文，偏要解词、造句，背诵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历史课，那么多精彩的历史典故没人关注，几千年的历史却被千篇一律地归纳为一个公式：“新政权建立—减赋税，轻徭役—政治腐败—阶级压迫—农民暴动—推翻封建统治—推动了历史进步”。地理课，不讲各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偏偏要去死记硬背那些山脉、河流、气候、物产。教这些课的老师们怕犯错误，谨小慎微地按事先写好的教案照本宣科，枯燥乏味。四十五分钟一节课，上不到一半，我就如坐针毡，魂不守舍。于是在课堂上作小动作，或偷偷地看《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的小说。
我偏爱数学，《代数》比小学的《算术》有意思多了，利用设未知数列方程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解“鸡兔同笼”之类的问题。我自学了一些数学书籍，在其他学生还在背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时，我已经弄懂了有理数、无理数、实数、虚数。我知道了无穷大的倒数是零，利用对数可以把乘除变成加减，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可以把图形（直线、抛物线、圆）变成方程。我非常感谢数学老师黄焕奎和王国玺，是他们用数学把我带入了一个虚幻、抽象而又非常严谨的思维空间，启迪和培养了我的逻辑判断能力。物理化学课上讲的内容我都喜欢动手一试，看个究竟。讲了电以后，我用两根废电池里的石墨棒作电解水实验。因为不知道会不会爆炸，我把电线连好以后，躲在桌子底下才敢打开开关。当然我也挨过多次电击，但我掌握了电的本性，学会了带电安装电灯。有一次上化学实习课，我发现讲台上有一瓶白磷，浸泡在煤油里，我想起磷燃烧会形成鬼火，于是从瓶中取出绿豆大一块来点燃。那东西燃烧甚剧，我慌了手脚，连忙用脚踩，鞋底着了火，踩在哪里，哪里就出现一个燃烧的脚印。我连踩带跺，终于把火弄熄，这时班主任化学老师赵学海进来了，他看见满屋子五氧化二磷的白烟，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
我对外语有浓厚的兴趣，二年级时我就读了不少简易读物。当时没有汉英字典卖，我就拿一本英汉字典，一页一页地读，把常用的单词转抄在一本新华字典上。一个学期后，那本《新华字典》被我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成了一本自编的《汉英字典》。
当语文课上还在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社戏》的时候，我就买了《鲁迅全集》第三卷，我读了《战士和苍蝇》、《夏三虫》、《无花的蔷薇》、《马上支日记》等，我记住了“拿钢刀的，拿软刀的，屠夫们逍遥复逍遥，连而已也被放在应该去的地方的时候，我只有《而已》而已！”我深为鲁迅铮铮的铁骨、犀利的文风所感动。我学着鲁迅的风格记日记，并在扉页上抄下“只要我的靶子不再把面皮绷得紧紧，我的任务也就完了”。我买了《诗经选注》、《楚辞今译》，当我读了屈原的《离骚》、《九歌》之后，我也在日记上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旗，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反右倾拔白旗”。马固中学的党委书记时养正也布置各班团支部搜集学生中诽谤“三面红旗”的言论。初三2班的团书记赵宝荣整天陪着大耳朵校长到河滩里打野鸭子；3班的书记卢桂荣傻乎乎地一天到晚被几个工人子弟取笑；4班的书记魏焕荣不管时养正的那一套，依然和大家嘻嘻哈哈地混在一起；只有5班的书记高国琛心恨手辣，专门干整人的勾当。高国琛童年时瞎了一只眼，在眼眶里装了一个污秽不堪的瓷眼珠，一天到晚像狗一样到处嗅着“离经叛道”的气味。我小学时的同学许玉舟为取宠于高国琛，背叛了儿时的友谊，甘心充当谄媚和打小报告的角色。他偷了我的日记并拿给高国琛看，高国琛在我的日记里没有找到革命的豪言壮语，倒看到一些艰涩的语言，他认定我不是那种党的“驯服工具”，我被他列入了走“白专道路”的黑名单。
59年马固中学第一届高中生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毕业，他们中间有个叫方联军（方顶人，和我们家有点远房亲戚）的告诉我，他们那一届毕业生中除出身不好的几个人外全都上了大学，而几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却都因出身问题，一个也没有被录取。他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富农而没能上大学。
上街建设铝厂以后，把农民的生活和工人一比，我有了要好好读书，将来离开农村，找工作、当工人，拿工资，吃商品粮的想法。当想到我也是“地主”出身时，方联军讲的消息对我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如果等待我的也是这样的命运，那成绩再好又有什么用处？前途还有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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