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纸钉在墙上，涂着浓墨重彩。舞蹈组就在附近排练，敲击的茶匙发出清脆的声音。天黑了下来，我收拾起画笔，把衣服搭在肩膀上，准备离去，丝毫也没有注意到那些练舞的女孩子。她走了过来，端详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画得挺不错。”
十六岁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候，电影《刘堡的故事》、《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向年轻人传递着青春的消息。我对此似乎相当迟钝，58年我们家被迫搬到南顶，房东很认真地说：他有个外甥女也在马固中学读书，和我一个班，可以给我做媒说和，我反感地说：要那干什么！二年级时我和一个叫时桂莲的女孩同桌，她虽然是一只眼，但心肠挺好，我和她也能平安相处。我虽曾恶作剧地把吃剩下的红薯皮塞进女学生的书斗里，或把女孩子上课时脱下的鞋子悄悄地踢到远处，但从来没有想要和那个亲近过。
59年冬天的一天，神差鬼使，我竟奇怪地作了一个梦，在小学逍遥观戏楼西面月亮门那个地方，一个女孩对我说：我要嫁给你。梦醒以后，我自忖道：荒唐，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哪会有这种事！
我一进中学就知道她，一个衣着整齐的小女孩，常表演体操和舞蹈。因为她经常出入于教导处，我曾误认为她是教导主任李学文的女儿。后来也是不经意地知道她在3班，姓杨，名石榴。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偶然机会，这个梦也将很快烟消云散。事情就是那么巧，两天后，偏偏3、5、6班合堂上课（以前即使合堂，也是5、6两个班合上）。更巧的是，在6班的教室里，我靠墙面向北坐着，她不偏不依地在同一排，靠墙面向南坐着。偶然间四目相对，迸发出一阵电光石火，想起那梦中的故事，我乱了方寸，心剧烈地跳动，那节课老师讲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道。
在这以前我对她所知甚少，连一话也没有和她说过。
从那以后，我们的目光不断发生碰撞，在饭场，在课间操，在集会上。
在学生食堂交粮食时，我在王永祥老师的登记本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左照人，家庭成分竟也是地主。
在英语老师郭志强的办公室里，趁当课代表送作业本的机会，我偷偷翻看了三班的成绩册，发现她的英语成绩在80分左右，在她们班属上等。
年级乒乓球比赛，她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我发现她带着劳卫制三级证章，而我因为跳高达不到最低标准，还没有取得劳卫制合格资格。
我发现她和美术组阎小环的姐姐阎运芳（比我们高两级，也是体操队的）很好，两人经常交换着穿衣服，她穿着阎运芳的那件新做的蓝色短大衣。
终于有了一次和她说话的机会。我当少先队中队委，为了统计到年龄要退队的队员，在茶炉前面的路上遇见了她，我慌里慌张地对她说，“请把你们班队员的名单抄一份给我”。我想：她给我名单时决不会用一般的作业纸，肯定会写在一张道林纸上（质量较好的纸）。
早操跑长跑，在晨曦中我总能在长跑的队伍中发现那蓝色带小花的棉袄背后跳动着的黄色蝴蝶结。
她去郑州参加体操比赛，我一直盯着学校的北门，她已经去了四天了，可是还没有回来。
一整个冬天我深深地陷入苦恼中，她的影子挥之不去，赶之不开。后来我把这个苦恼告诉了我的好朋友陈双奇，他劝我说，“算了吧，将来那是个穿皮鞋的。”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60年初春的一个夜里，下夜自习以后，我在布置教室的学习园地，教室里日光灯嘶嘶地响着，学习委员赵桂花（也是文艺队的成员）不知为什么还呆在教室里没有离去。她扯东拉西地和我攀谈着，慢慢地把话题转到了她的身上。赵说：她家里只有一个奶奶，父母亲离了婚，父亲在北京工作。最后她神秘地说：“你有没有什么话带给她？”
两天以后，她带了一本小说《牛牤》给我，书中夹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少茵，我亲爱的朋友，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对于我们即将结束中学生活的学生来说，不是更重要吗？红霞” 。 赵为我们传过两次纸条还给我带回过几张印着玫瑰的明信片。后来我们自己开辟了一条地下邮路：学校南门外台阶东面第二棵白杨树旁墙上的流水道里那块砖头底下就是我们的信箱，教室的房山上用粉笔作个记号，表示有没有发出信件和是否受到。
春天，一个月白风清的夜里，我们第一次相约，顺着工厂围墙外的小路步行了很远，又尴尬又局促地说了很多很多话。
她爷爷在清朝时做官，是西安的“道台”，不到四十岁死了，留下奶奶。奶奶姓何，守着一个独生的儿子。她父亲小名叫“根儿”，从小爱读书。庄稼熟了防止鸡鸟啄食要他去看地，他抱着书去，抱着书回来。解放前结了婚，母亲是大庙人，中学文化。父亲后来上大学，认识了须水一家大地主的女儿，和母亲闹离婚。抗战期间，父亲去了重庆，后来转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当了《人民日报》的编辑。50年她和奶奶去过一次北京，他们已经生了两个女儿，“老大”（她奶奶一直在纠正，应该是“老二”）叫“毛毛”，“老二”叫“亮亮”。她的生母和当时在汜水搞土改的一山东藉干部结了婚，广东解放，干部南下，她们先后到了广东三水、肇庆，现在母亲在税务局工作，继父在税务局当局长。
又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我们又顺着工厂围墙外面的小路步行了很远很远，又说了许多许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