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62年春天（高二），小麦刚灌浆，接近死亡的人们便把目光贪婪地投向那绿色的田地，在饥饿的驱动下，偷偷地将还不成熟的麦粒揉下来，装进口袋，带回家去。
麦收时学校放农忙假，我也参加了抢劫粮食的行动。割麦子时，为避开别人的目光（其实根本用不着回避，大家都一样），每个人或尽快地向前打一个洞，或故意远远地落在别人的后面，偷着向口袋里装麦穗。歇工时，一个个急忙“拉屎撒尿”，跑回家里（或附近的某个地方）卸下浑身的“武装”，再回到地里。那时候所有的人“出工”的积极性都很高，因为每出一次工，起码可以弄到一天吃的。偷回来的麦穗，赶紧用石碓子捣烂了（量很少，没法磨）煮了吃。母亲这时悲哀地说，奶奶死得太早了，要是能坚持多活几个月，就是偷也不会叫她饿死。
饥寒无廉耻。
大人、小孩无人不偷，为避开干部的视线，大家都自觉地互相照应着。放工的时候，干部常站在村口搜身，如果第一个人被查到，后面的人马上就会得到消息，于是赶紧钻进附近的地里，把偷的粮食藏起来，天黑下来以后，再返回去拿回家。在严重的饥饿面前，人们表现出了相当高的道德觉悟，各人都只拿自己的，不拿别人藏的东西。
到了秋季，饥荒仍然没有过去，人们还在偷，偷玉米，偷红薯。男人们每人腰里都别着一圈“手榴弹”，妇女则在脚脖儿处将裤脚扎了，将玉米剥成籽装进口袋，玉米就从没有缝底的口袋漏进裤脚管里。一天夜里我和许安林在东地看地，砍下的玉米有一部分带着穗躺在地里，很是诱人。半夜我们掰了一些玉米穗，用衣服包了，一趟一趟地运到附近的一个厕所里藏着，第二天早上，再偷偷地送回家。
群众明着偷，干部暗着偷；群众小偷，干部大偷。那些当队长的、当会计的、当保管的无不利用职权盗窃生产队的粮食。我家对门的许文成当保管，多次偷盗仓库粮食，一到夜里他们家就忙着磨面、烙饼。因为他监守自盗，粮食丢得太多了，害怕无法交待，就索性大偷了一次，然后把门锁砸了，制造了一个被盗的假象。上面派人来调查，大家都反映说他家粮食吃不完，公安人员果然在他家后院里挖出了一口大缸，里面装满了粮食。许文成害怕了，跳井自杀，井水浅没有淹死，又被打捞上来，后来被捕，判了刑，得肺结核死在监狱里。当了几年副队长的许海盈被撤职时，他大哭大闹，不打自招地说，“我不当队长，一家人就活不下去。”好几个队干部后来得了食道癌，群众说他们吃了那么多年的昧心食，报应！
62年夏天政府鼓励群众利用小片空闲土地开荒并分了少量自留地，生产自救。我家后面原来的那片竹园，合作化后早已被人砍伐殆尽，荒了很长时间，爷爷就在这块土地上挖掉竹根栽红薯。竹子根系发达，长得盘根错节，挖竹根很辛苦，爷爷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每天佝偻着身体，抡着镢头，一下一下地刨，一个夏天，硬是挖出了一片土地，种上红薯。我和母亲也在东大河的河滩上，拣发洪水时淤土较厚的地方，搬开石头，挖了好几块席子大小的荒地，到秋天收获了几担红薯。就是靠这点红薯，才保存了一家人的生命。
60、61年的大饥荒，磨练得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劳动，特别能节俭。爷爷那样大的年纪了还在劳动，我更应该为家里分忧。每星期天从学校回家我都帮家里干些活。出猪圈粪成了我的专项任务，跳进污黑臭烂的猪圈里，也不管手上、脚上沾了多少猪屎，用一尺多长的粪叉，把猪圈里的粪挖出来，再一挑一挑地挑到大门外。我到河滩里割草，一下午割的草一担子挑不回来，要分成两次挑。大灾荒使我深知粮食的宝贵，从来不敢浪费一粟一米，也养成了“粗饲”的习惯，什么样的饮食都能耐受。这些品格使我大学毕业劳动锻炼时，经受住了种种艰难的磨练。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周总理、陈云、邓小平等下大力气纠正毛的极左错误，在农村实行了“借地渡荒”政策，允许社员保留少量的自留地，自己耕种收获。为保护大牲畜，农村实行了“分槽喂养”。为克服生产上的“瞎指挥”，实行了“自由种植”、“自主经营”和“包产到户”（这就是后来打倒刘少奇的罪名“三自一包”）。周总理、陈云果断地决定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开仓赈民。邓小平支持刘少奇的作法，说“不论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这些心里还想着人民的国家领导人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想尽一切方法纠正“大跃进”带来的恶果，恢复国民经济，帮助群众度过难关。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麦收时学校放农忙假，我也参加了抢劫粮食的行动。割麦子时，为避开别人的目光（其实根本用不着回避，大家都一样），每个人或尽快地向前打一个洞，或故意远远地落在别人的后面，偷着向口袋里装麦穗。歇工时，一个个急忙“拉屎撒尿”，跑回家里（或附近的某个地方）卸下浑身的“武装”，再回到地里。那时候所有的人“出工”的积极性都很高，因为每出一次工，起码可以弄到一天吃的。偷回来的麦穗，赶紧用石碓子捣烂了（量很少，没法磨）煮了吃。母亲这时悲哀地说，奶奶死得太早了，要是能坚持多活几个月，就是偷也不会叫她饿死。
饥寒无廉耻。
大人、小孩无人不偷，为避开干部的视线，大家都自觉地互相照应着。放工的时候，干部常站在村口搜身，如果第一个人被查到，后面的人马上就会得到消息，于是赶紧钻进附近的地里，把偷的粮食藏起来，天黑下来以后，再返回去拿回家。在严重的饥饿面前，人们表现出了相当高的道德觉悟，各人都只拿自己的，不拿别人藏的东西。
到了秋季，饥荒仍然没有过去，人们还在偷，偷玉米，偷红薯。男人们每人腰里都别着一圈“手榴弹”，妇女则在脚脖儿处将裤脚扎了，将玉米剥成籽装进口袋，玉米就从没有缝底的口袋漏进裤脚管里。一天夜里我和许安林在东地看地，砍下的玉米有一部分带着穗躺在地里，很是诱人。半夜我们掰了一些玉米穗，用衣服包了，一趟一趟地运到附近的一个厕所里藏着，第二天早上，再偷偷地送回家。
群众明着偷，干部暗着偷；群众小偷，干部大偷。那些当队长的、当会计的、当保管的无不利用职权盗窃生产队的粮食。我家对门的许文成当保管，多次偷盗仓库粮食，一到夜里他们家就忙着磨面、烙饼。因为他监守自盗，粮食丢得太多了，害怕无法交待，就索性大偷了一次，然后把门锁砸了，制造了一个被盗的假象。上面派人来调查，大家都反映说他家粮食吃不完，公安人员果然在他家后院里挖出了一口大缸，里面装满了粮食。许文成害怕了，跳井自杀，井水浅没有淹死，又被打捞上来，后来被捕，判了刑，得肺结核死在监狱里。当了几年副队长的许海盈被撤职时，他大哭大闹，不打自招地说，“我不当队长，一家人就活不下去。”好几个队干部后来得了食道癌，群众说他们吃了那么多年的昧心食，报应！
62年夏天政府鼓励群众利用小片空闲土地开荒并分了少量自留地，生产自救。我家后面原来的那片竹园，合作化后早已被人砍伐殆尽，荒了很长时间，爷爷就在这块土地上挖掉竹根栽红薯。竹子根系发达，长得盘根错节，挖竹根很辛苦，爷爷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每天佝偻着身体，抡着镢头，一下一下地刨，一个夏天，硬是挖出了一片土地，种上红薯。我和母亲也在东大河的河滩上，拣发洪水时淤土较厚的地方，搬开石头，挖了好几块席子大小的荒地，到秋天收获了几担红薯。就是靠这点红薯，才保存了一家人的生命。
60、61年的大饥荒，磨练得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劳动，特别能节俭。爷爷那样大的年纪了还在劳动，我更应该为家里分忧。每星期天从学校回家我都帮家里干些活。出猪圈粪成了我的专项任务，跳进污黑臭烂的猪圈里，也不管手上、脚上沾了多少猪屎，用一尺多长的粪叉，把猪圈里的粪挖出来，再一挑一挑地挑到大门外。我到河滩里割草，一下午割的草一担子挑不回来，要分成两次挑。大灾荒使我深知粮食的宝贵，从来不敢浪费一粟一米，也养成了“粗饲”的习惯，什么样的饮食都能耐受。这些品格使我大学毕业劳动锻炼时，经受住了种种艰难的磨练。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周总理、陈云、邓小平等下大力气纠正毛的极左错误，在农村实行了“借地渡荒”政策，允许社员保留少量的自留地，自己耕种收获。为保护大牲畜，农村实行了“分槽喂养”。为克服生产上的“瞎指挥”，实行了“自由种植”、“自主经营”和“包产到户”（这就是后来打倒刘少奇的罪名“三自一包”）。周总理、陈云果断地决定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开仓赈民。邓小平支持刘少奇的作法，说“不论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这些心里还想着人民的国家领导人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想尽一切方法纠正“大跃进”带来的恶果，恢复国民经济，帮助群众度过难关。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