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馑已近在眼前。

60年上高中以后，公社的集体食堂终于无法支撑，解散了，社员又开始在家做饭。生产队清理了仓库的家底，每月分给社员的口粮越来越少，我能向学校交的粮食也在逐月递减。学生伙上的馍越蒸越小，汤越做越稀，我也越来越饿得难受。公社养的牲口因为没有草料，都瘦得站不起来了，歪在地上直喘粗气。没有牲口使唤，磨面靠人推。那磨道的圆圈是条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路，像驴子一样围着磨道转圈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肚里空空，饥肠辘辘，推不多大一会儿就天旋地转，眼前只冒金星。背到学校的一点粮食又被炊事员多吃、偷盗，轮到自己嘴边，一斤也就只剩下五两了。

60年全国各地出现粮食短缺，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仓库存粮只能供应两天。各省调不出粮食，城市居民的口粮一减再减，降到每人每月配额21斤，但仍然无粮可供，农村根本没有一粒粮食。浮夸风最严重的河南、安徽、河北、山东几省的农村饥荒最重，饥民们将树叶、树皮、野菜都吃光了，大批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两只脚肿得皮薄发亮，穿不进鞋子。大街的墙上麦浪翻滚、牛羊满圈的宣传画颜色还十分鲜艳，饥饿的人们却只能眼睁睁地望着，瘫倒在地上。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活活饿死，据官方统计，60、61两年内全国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而实际死亡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字（据估计有六千到七千万人）。

深居中南海内的毛泽东还浸沉在兴奋之中，写出了“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优美诗篇。他不相信全国会出现粮食危机，仍然准备动用大批粮食支援朝鲜和越南革命。直到周总理怂恿毛的警卫员向他报告家乡确有人饿死，并把探亲时从家里带回来的菜团拿给他看了以后，毛才从梦中醒来，意识到问题严重。62年在郑州召开七千人大会，开始纠正58、59年的错误。毛在会上作了个检查，轻松地说：“在建设社会主义上，我们还只是个小学生”。此后，他提出要退居二线，把饿殍遍野的大灾难推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他却带着情妇张玉凤到广东、湖南当神仙去了。中央虽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停止“一平二调 ”，解散公社食堂，纠正“浮夸风”，但这并不能立即挽救那些已经处在死亡边缘的亿万人民生命。

根据新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关于纠正“一平二调”、“坚决退赔”的政策，我们61年从南顶搬回到了自己的家。二婶借机住进了合营后一直空着的临街房，带着她的六个孩子独立生活。三婶去荥阳未回，爷爷奶奶母亲和我生活在一起。

两次搬家掏尽了家中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如柿蒂、柿皮、米糠等），当搬回原来的房子时，家里连一口煮饭的锅都没有。从生产队领回来的一点点粮食，只能勉强维系生命，奶奶还总是说我正在长身体，让我多吃些。后来队里也没有粮食继续供应了，奶奶终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卧床不起。两个姑姑轮流来照顾奶奶，一来就住半个月。家里就那么一点点粮食，多一张嘴，就多一重负担。大姑为人忠厚，生产队把磨面的任务交给了她，她乘机抓一把面粉装进口袋里，然后带来孝敬奶奶。我母亲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做成面汤给父母，她们只能靠野菜、树叶、树皮充饥。母亲回娘家，偶尔从窑洞的深处找到一点陈年的柿皮，背到竹川给全家人充饥。没有粮食，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弱，爷爷从旧药橱的抽斗中翻出一点点当年当药用的白梅豆沫，赶紧煮了给奶奶喝，但她的病情始终没见起色，62年春天，麦子还没有结穗时就离开了人世。

奶奶的棺材在上屋停了七天，接着打墓 ，等待吉日出魂。亲戚们哭干了眼泪，不少乡亲也要来吊丧，因家里没有能供得起一碗稀饭的粮食，都被三叔一一劝说回去。埋葬那天，三叔想法从县城弄回来一小袋高粱，给抬棺材的人每人发了两个窝窝头，他们十分感激又不舍得吃，像宝贝一样揣在怀里。奶奶一生经历了民国31、32年的大灾荒，她挺过来了，但没有能挺过新中国60、61年的饥荒，她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人世。

后来家里根本没有粮食让我向学校交了，只能用红薯、野菜烙成菜饼让我带到学校充饥。菜饼子里都是些湿巴巴的野菜，拿到学校，过不了两天就发酶，长出很长很长的绿毛。掰开，两半间能拉出长长的粘丝。一个星期的头三天还有这些菜饼子对付，到星期四、五，带得东西吃光了，肚子饿得前心贴着后心。饥饿难耐，一天到晚总寻思着到哪里能找点东西嚼一嚼，咽一咽。每天下夜自习后，我就摸黑偷偷地溜进附近的菜地里，偷吃生茄子。生茄子吃多了满嘴发麻，但那总比挨饿的滋味好受。到星期四或星期五实在没有东西吃，我就去姥姥家，在她家的窑顶上出过（收获过）的红薯地里，用铁锹一个坑、一个坑地刨，希望能刨出断在地里的半截红薯。那些地也早已被人（特别是铝厂的留守工人）刨过多次了，有时侥幸刨出一两块，有时什么也没有。失望之中只好把红薯根上膨胀的那部分（可能含有一些淀粉）割一点煮了吃。我们班同学耿聚财、周荣轩，家境较好，星期天从家里回来时会带些没有掺野菜的红薯面馍，故意放在桌子上炫耀，馋得大家直流口水。田金旺涎着口水，无耻、贪婪地对周荣轩说：“轩，斗点（让我吃点），斗点。”

学校实行“劳逸结合”（尽量减少活动，以减少对热量的需求），每天都睡得很早。空着肚子睡觉的滋味真不好受。一天后半夜饿得实在睡不着，我和几个同学起来转游，想法到什么地方弄点吃的。我们转到教师食堂，隔窗子飘来一股红薯面馍的香味，顿时大家都流了口水。向窗子里望去，有半筐馍，但是筐子离窗子远，够不着。我急中生智，找来一根铁丝绑在木棍上，从窗子里伸进去，将铁丝扎进馍里再拉出来。虽然那馍里搀杂着一半的红薯块和野菜，但那时比得了金子还宝贵。

政府号召实行“瓜、菜、代（食品）”，学校组织学生到黄河滩挖茅草和蒲草根充饥 。我们高一的学生被带到黄河滩里河水分叉形成的小岛上，跟着在那里耕作的拖拉机检草根。饿晕了，到处搜寻能吃的东西，我发现口袋里不知什么时候剩下一包在学校贴墙报打浆糊用的土面（从地上扫起来的带土的面），就一点一点地舔着吃。王同宝在地里找到了两棵野生的黄豆，大家把豆荚摘下，剥着吃生豆子（生豆子的味道非常难吃）。有人在河滩上发现了蘑菇，采了一篮放进锅里，向工人要了点盐，舀一桶黄河的浑水澄清了以后煮，大家抢着吃啊，那滋味比猪肉还香。黄河水一浪接一浪地翻滚着，冲刷着河岸，我到岸边检一根蒲根，一个大浪打来，河岸一下子塌进去一米多宽，要不是我早离开一步，就永远随着黄河水去了。我们在黄河滩上呆了四天，第四天时，突然起了大风，运送吃食的小木船不敢开，我们完全断了粮。天又下起大雨，茅草搭的窝棚到处进风漏雨，无处躲身。傍黑，风势渐小，时养正决定让学生撤离黄河滩，大家背起铺盖，冒着雨，踏着泥泞，在一人深的草地里一窝蜂地向渡口冲去。足足走了两个钟头，还没有到渡口，突然前面传过话说风大不能开船，于是后队改前队，像溃军一样折转回头。那一夜，风大雨大，大家来回跑了三四十里，饥寒交迫，半夜了，一个个哆哆嗦嗦横七竖八地蜷缩在被风吹的歪歪倒倒的草棚子里。